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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责任编辑文化责任 　　摘要：责任编辑一般指由初审者担任的对稿件质量负责并在出版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编辑人员。其责任范畴包括业务责任、政治责任、经济责任以及文化责任等。本文认为在转型期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图书的责任编辑应该从文化选择、文化创新及文化安全等几个方面担负起自己的文化责任。 　　关键词：责任编辑 文化责任 文化选择 文化创新 文化安全 　　 　　编辑一职，古已有之，然而加于其前的“责任”二字，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早已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现在的责任编辑，早已站在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生产的第一线，责任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真是今非昔比。众所周知，责任编辑一般指由初审者担任的对稿件质量负责并在出版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编辑人员。很早以前，中国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就实行了责任编辑制度。据著名出版家林穗芳先生考证，“责任编辑”这一名称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出版事业初创时期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列宁针对当时俄国出版状况混乱的情况，倡导建立出版社个人工作责任制，并于1920年12月11日写信给国家出版局，要求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要有“责任编辑”的签字。 　　从显性层面来看，责任编辑至少有三大责任：一是业务责任，亦即技术层面上的观点把握；二是政治责任，亦即思想层面上的观点把握；三是经济责任，亦即利润层面上的创收指标。由于文化责任不像业务责任、政治责任那样，因事实的对错、导向的好坏立见效果，因此在编辑责任方面常被忽视。然而它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责任，更能显示编辑的知识、思想、修养等综合功力。因此，本文将重点谈谈在转型期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图书的责任编辑该从哪几个方面担负起文化责任。 　　文化选择责任 　　“所谓文化选择，是指文化主体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对各种文化模式进行鉴别评判的基础上，决定自身文化的发展道路，建构完善自身文化体系的行为与过程的总和。”①具体到图书的责任编辑而言，文化选择指的是编辑对文化产品所承担的筛选、鉴别及批判的使命，要去伪存真、去芜存精，为读者提供准确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帮助读者树???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出版《红岩》至今，长销不衰，现已2版59次印刷，总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不仅成为“代代读的英雄典籍”，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谱写了灿烂的篇章，并从出版领域迅速渗透到其他文化领域，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舞蹈、歌曲等各种文艺形式，译成日、英、德、法等近10种文字，震撼了亿万读者的心灵，被文艺界专家评价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影响面最大、政治意义最强的小说”。这部被列为中青社当年“重点图书”的小说，正是当时中青社总编辑朱语今及其责任编辑张羽顶着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与文学质疑，所进行的一次被时代和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文化选择。在事前也就是《红岩》成为事实上的“畅销书”之前，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它出版后的殊荣。责任编辑张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作日记中有关《红岩》的记录也并没有过多的特异之处。“在《红岩》刚刚出版之后，有关《红岩》的转载和评论也只是在与中青社同属一个行政系统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运作，《红岩》的清样也曾送《人民文学》、《延河》等正统文学刊物希望得到刊用，但都被认为文学性不够强而泥牛入海。”②出乎意料的是，中青社顶住风浪出版《红岩》后，立即激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很快发行到百万册以上；尤其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遍及城乡的“《红岩》热”在鼓舞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斗争精神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化选择的过程实质上是价值认定的过程，《红岩》一书的出版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反观近年来出版界一些所谓“畅销书”的出版历程，我们更能体会责任编辑在图书价值认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2010年，自张悟本并非国家高级营养师的身份被卫生部门揭穿后，他的书在全国多地的书店被纷纷下架。其实，早在几年前，被拉下神坛的“养生专家”已经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无毒一身轻》的作者――台湾“排毒教父”林光常和《刘太医谈养生》作者刘弘章了。这两位“养生专家”几乎同时锒铛入狱。从林光常、刘太医到张悟本，健康养生类图书为什么屡次面临尴尬局面？原因正是部分出版社未能把好“文化选择关”。某些出版社受利益驱使，看到健康养生类图书受到读者追捧，就奋不顾身地冲杀进去。因为没有医学编辑、医学专家等专业人员来审读此类书稿，只能进行一些文字性和技术性的处理，因此造成养生书籍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应该说，健康养生类图书市场鱼龙混杂的现状，责任编辑难辞其咎，因此，正是编辑的文化责任意识淡薄才造成了这一现象。 　　职之所在，责有攸归。担任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就要对这本书负全责，应该抱着对社会、读者负责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谨规范地做好图书的出版工作。责任编辑肩负着对社会文化进行鉴审、选择和引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