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给我看了做人路.docVIP

他走给我看了做人路 　　编者按：蒋南翔同志毕生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和青年事业，建国后曾任团中央副书记，是青年工作的老前辈。韦君宜同志是建国后第一任《中国青年》总编辑，今年70多岁了，虽然身体不好，但仍伏案撰写了这篇文章。我们分两期刊登此文，以纪念“12.9”运动53周年及《中国青年》杂志创刊65周年。 　　老蒋最近去世了。他是我入团的介绍人，参加“12.9”运动的领路人，按老习惯我应当把他在共产党内的丰功伟绩，历数一遍（这也符合他最后的饰终之典），但是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只是如此吗？一个老党员只能是这样一个规行矩步的典范，与从前严守儒范的儒家弟子差不多？ 　　我当年为什么要跟着老蒋走？那时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更不知道有毛泽东其人。我怎么被他拉上这条路的？相反，我倒知道一些他不尽符合共产党内法规的事情，说起来我真有点迷迷糊糊。 　　初识这个人 　　我认识老蒋是在1934年底。那时我是个刚从女子中学毕业进入清华的学生，几乎见了男同学都不敢说话。由于老同学毛椈硬要热心拉我，我糊里糊涂报名参加了图书馆前大桥上公开招收会员的现代座谈会。会的领导人叫徐高阮。我在这个会里和老蒋编在一组（哲学组）。我们学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学校里根本不教的），谁是作者，不记得了，只记得李达、雷仲坚合译 同组还有高承志、张景观、蒋弗华、李立睿，别看老蒋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永远蓝布大褂，一只眼睛又不大好，一丁点青年活泼劲也没有。他第一次把我对于男同学的芥蒂心和戒心全打消了。这才开始和男同学自由谈话。 　　记得有一次讨论，徐高阮也来了。高承志忽然说：“我们这些人呀，就是自己使劲在给自己的阶级挖掘坟墓。”他说完了蒋南翔点头一笑，我和李立睿这样的傻姑娘只有干瞪眼。当然我们知道了阶级是什么，但是实在不知道自己对阶级能起什么作用。当时，我们还全不知道徐、蒋、高都是党员，正在现代座谈会里物色积极分子。 　　后来呢？现代座谈会被解散了，我们一群女同学在进步女生的头头韦毓梅鼓励下组织起来。我们6个女生是一组，由蒋南翔领导，在二院蒋南??宿舍里每周开一次会（他是一个人一屋）。从此，他教我们阅读《中国大革命史》，教我们开会怎么开法，先是时事分析，再是工作讨论，再是工作布置。我头一回知道时事怎么分析法，你得把世界分成两个壁垒就明白了。他还告诉我们，有个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如果打起仗来，苏联的拖拉机可以改装成坦克……反正都是闻所未闻的奇怪事儿。 　　后来很快就是“12.9”了，我们这群人就成了骨干，虽然多半都很幼稚，只知道喊口号打先锋。但是其中有不大一样的人。那一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救国会宣言），当时已经传诵国内，见于报端，甚至成了“12.9”运动的旗号，但始终没有人知道是出于蒋南翔之手。因为他从来不向人说是他写的。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 　　年轻的党员干部 　　“12.9”之后，我开始参加革命工作，知道了老蒋在担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后任北平学委书记。当然看起来还是平平常常一个大学生，那时候的干部也都是这样年轻平常的大学生。我是慢慢地发现老蒋这个人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是党员，忠诚于党，但并非简单服从而已。 　　有两件事给我深刻印象。第一件事即北平流亡学生向何处去。第二件事是西安事变如何处置蒋介石。 　　1937年，学生们从北平流亡出来之后，当时北方局的领导人刘少奇同志主张：所有学生，特别是学生骨干，都要留在华北抗日，集中太原，不要去南方。老蒋一贯十分钦佩少奇同志，但是这一次因观点不同，他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大批学生留在北方抗战，当然是重要的，但不能绝对化。许多学生是南方人，他们自然会回南方。至于干什么应加以引导。其中革命学生要到北方抗战，人家爸妈来叫，也得先回南方转一转再来干。另外党组织也需要一批学生骨干回南方开辟工作。因为当时南方城市的地下党被破坏得很严重。结果蒋南翔受到批评，被从南方调到太原，安排了一个编小报的工作。1938年在武汉开全国学联大会，老蒋认为南方无人主持其事，又跑去了。当时少奇同志有一封信给南方的党组织，批评蒋南翔擅自跑回南方，带走些学生，是不对的。直到解放后，陈云同志还出面调解此事，认为双方都没有错。北方需要人，南方也需要人。我记得当时大批学生想革命，而实在不知往哪里去，自然地涌到抗战中心武汉，并非想逃避战争。我自己也是到武汉才找到组织关系的。不少人和我一样。许多人找到了关系就去延安。许多由北方来的党员，在这里参加建党工作恢复了许多县委。武汉作为一个青年学生革命的集散地，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我认为南翔当时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而后来到了1985年撰写《一二·九运动史》时，有些同志仍坚持认为，凡少奇同志讲过的一切就是正确的，就是不容置疑的，就和以前毛泽东的话不许怀疑一样。蒋南翔的主张和行为是错误路线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