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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垒,不该被遗忘角落 　　8月27日至9月5日，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举行的第11届女垒IE锦赛，着实让中国女垒的姑娘们过了把“明星瘾”。 　　鲜艳的五星红旗被热情的观众们贴在脸上，摇在手里：欢呼声，喝彩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无论是第一次参加大赛的新人，还是曾征战过雅典奥运会的老兵，都对这一幕幕兴奋不已：“没想到咱中国有这么多垒球迷!”“我还是第一次在赛场听到球迷喊我的名字呢!” 　　 　　“广播里是在介绍我吗?” 　　 　　姑娘们受宠若惊，也许是因为多年来的少人问津。虽然这支队伍曾经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取得过银牌，但是由于项目自身局限等各种原因，这项运动以及从事这项运动的人们始终处在一个寂寞的角落。 　　 　　这里不该少人问津 　　 　　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里，绿荫掩映下，有一条偏僻的小路，正午时间，行人很少，远处街道上的喧嚣过滤到这里，已经变成似有似无的背景声。 　　向前走到头，右手边是一扇破旧的铁门。进门后，路右侧是几个一人多高，焊在一起的铁架子，一排排洗好的衣服就这样裸露在日光下，孤独地在秋风中摇曳。只有胸前写着的一个个“china”和写在略尽头墙壁上的“刻苦训练，为国争光”八个砖红大字向人们证实着这个院子的真实身份——国家女垒的驻地。 　　这些“国字号”的队员们就住在院子里一座简陋的两层楼上。这里原是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1990年亚运会之后，才简单翻修作了宿舍。十多年的风雨侵蚀使得灰白的楼面斑驳不堪。楼梯更是现在少见的老式钢铁构造。简易地外接在小楼的侧面，伴随着姑娘们每天急促的脚步声，它总会发出“咚咚”的响声。 　　走廊的空间很窄，而且有点背光，每天，不到傍晚时分就要把灯打开，否则走路就可能会摔倒。两人一间的宿舍里家什很少：掉漆的铁床、几个老式的暖气片儿和一个小得几乎只能搁下个电视机的木头柜子。除了挤在电视旁的化妆品，还真看不出这是女孩子的的房间。一个队员笑着说：“这种条件，也就没什么心情装饰了。” 　　年休时间一结束，楼梯又“咚咚”地响起来，欢声笑语也飘出来了。从这里到训练场步行大概要二三十分钟???于是自行车成为她们最理想的代步工具。每天上下训练，姑娘们都开心地唱着小曲儿、大笑着飞驰在奥体中心的大路上。自行车是她们那十几分钟最亲近的伙伴，也是最老实、忠诚的搭档。2004年成立的这支女垒队骑的自行车是当年1998年那批老队员留下的，里外车胎换了无数次不说，缺车筐的，差脚蹬的，少螺丝、没螺母的也不在少数。这些陪伴中国女垒几代人，奋战在第一线近十年的“老爷车”也算功勋卓著。 　　提起中国女垒条件的艰苦，1989年入选国家队，曾参加过1996年、2000年、2004年三届奥运会的女垒教练陶桦只是淡然一笑：“那你们是没和老女垒比较过。比起我们那阵儿，这拨孩子已经幸运多了。当年训练场地不好，老女垒队员要自己用工具甚至上手一点点儿地除去场地边的杂草后才开始一天的训练。1996年以前队里没有洗衣机，不管多冷的天气，我们都要自己用手洗。” 　　 　　所有牺牲都用快乐做答 　　 　　在外人看来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女垒人却很少抱怨。陶桦说：“我们那时每年比赛最多也就三四次，一次最多几天，不像现在，出国拉练有时候会到一个多月。训练场地也比那时强多了，平时训练用球、球帽，球鞋这些小物件的供应比当年多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现在内场、外场、投手等专项都有教练分组带队，还有管体能、管营养的教练。而我们那时只有三个教练。当然，我们跟乒乓球这样的国球比不了，但比起那些非奥项目，我们的日子还是好过很多。” 　　不光队里的老大姐想得开，那些小队员来到这个集体也每天乐呵呵的，没见谁因为条件差抱怨连天，反而在大院里，平均年龄24岁的女垒姑娘们是笑声最大、过得最快乐的队伍。 　　姑娘们活泼、多样的性格也和垒球项目紧密相关。垒球运动要求场上每个位置都要有自己的个性。比如投手要有冲劲，要“人来疯”；接手是盯住全场的人，不能太浮躁，则随时随地要提醒自己平静下来。既然项目决定了她们要“对症下药”，中国女垒的姑娘们自然也要更机灵、活泼一些。于是，这样的场景在女垒队里非常常见。“喂!钢牙妹!钢牙妹!……别看了，就说你呢。”不知道谁远远就拿带着牙套的投手吕伟开玩笑。吕伟听到，马上忍不住噗哧一笑，露出了嘴里的“秘密”。于是，一堆人在旁边笑成一团。 　　由于天天在户外训练，紫外线成了们的大敌，每个队员的化妆品里，防晒霜、防晒油、防晒乳液、防晒粉底都占了大头儿。那天，记者在张爱、周怡的宿舍里聊防晒话题正起劲时，张丽芳有事推门进来，大笑着说：“完了，女垒防晒要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了!”临出门时，还调皮地嘱咐张爱：“别再说了啊，记者们写稿爱夸张。” 　　女垒队姑娘的开朗、快乐的性格感染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素昧平生的球迷。陆飞是百度网垒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