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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博弈与产权异动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土地指标流转市场，是一个相对低效率、交易非对称的市场结构，具有双边垄断交易的典型特征。土地确权、颁证是市场化运作的一个基础，但现有制度安排下，交易双方谈判地位的非对称性使得“土地确权”成为政府在与利益相关主体博弈中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砝码。在土地征用前后，交易双方面临的产权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处于交易弱势的一方，其产权兼有“残缺”和“缺失”的特征①。 一、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发育及运作模式 新型城镇化需要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和支撑，这一点基本得到学界共识，市场化运作保证资源配置朝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没有市场化运作体系下的城镇化结果，资源误置和资源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总是有可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的空间。如何将建设用地市场化运作来促进城镇化发展，是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政府作为城镇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培育市场至关重要。但地方政府对市场化运作机制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到位，有的甚至存在一些误区。 目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形式上”的市场化和“本质上”的市场化存在质的区别。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指标流转市场为例，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约束下，城镇化过程需要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通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取得，具体措施是对农村进行土地整理，然后将农村复垦土地（耕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等量置换，从而在增加建设用地的同时不减少耕地，做到“占补平衡”。从土地资产的利用效率上来看，通过改变土地的用途，土地指标的流转和使用朝着有效率的方向发展，符合市场经济关于效率的本质要求，有证据表明城镇化对耕地减少还起到一些缓解的作用o。但市场有效率的前提是自由的市场交易，是适当且充分定价的交易，且不存在定价和竞争扭曲．而土地指标流转市场则不然。 在土地市场、尤其是土地指标流转市场的构造上，政府在三个方面实行了“形式上”的市场化改造：第一，培育和完善市场主体。土地整理过程中出现了土地指标富余者（农户），以及土地指标间接和直接需求主体（政府或企业），两者构成了土地指标流转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是双方在面临各自约束条件下进行博弈而形成的均衡状态。但目前，农民还不能直接参与土地交易，而是必须通过一个集体组织来完成，为了解决集体组织所有者缺位问题，必须构建真正能够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组织，即承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公司或企业。第二，组建和成立公司企业。农村出现富余土地指标后，有条件的农村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经集体组织授权来对土地指标进行管理和交易。从产权交易的角度看，公司或企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所有者缺位问题，但衍生出了委托—代理问题，对公司与利益攸关方合谋行为的监管也变得十分困难。集体组织中的个人利益受损后，多人联合维权的交易费用也可能非常高，因而市场交易还需要政府的规范和监管。第三，搭建交易及监管平台。市场上的买方和卖方，需要在政府成立的各类交易中心中进行土地指标交易，如“农村产权流转综合服务中心”等。在交易过程中，政府可以要求交易双方披露信息，防止合谋行为对集体利益的侵蚀。 经过这三个步骤的市场化改造，许多地方政府认为土地指标交易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交易行为符合市场规范，成交价格就是市场价格。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政府构造的土地指标流转市场，在“本质上”并不具有市场交易特征，这样的市场构架是一个相对低效率、交易非对称的市场结构。因为土地指标流转市场具有“双边垄断”的典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定价自由和市场竞争约束也受限制。 二、土地指标流转市场博弈均衡与市场效率 为简化分析，假定政府、农民（集体）、土地指标需求者是该市场中的三个参与者，在交易的各环节进行博弈，并以各自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博弈过程及均衡结果的非效率主要表现在：土地指标买者和卖者的唯一性使得合作变得困难：交易双方谈判势力非对称无法形成抗衡力量，从而导致交易效率比较低、利益分配不均等现象。 在此考虑一个三阶段博弈过程：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土地征用之前政府与农民（集体）的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土地指标的唯一合法买者是政府，而土地指标的卖者也只有农民（集体），这样的交易结构导致交易中的事前和事后不稳定因素剧增。土地拥有者整理土地带来的额外预期收益，可能因为土地征用后政府的不合作或违约而大大降低。政府事后违约的概率越大，农民（集体）的土地整理意愿越低。若交易一方向另一方预先支付部分收益，双边垄断市场上交易的不稳定程度将大幅降低，理论上来说，对达成交易更迫切的一方或在交易中分享增值收益更大的一方会选择预先支付的形式。现实中的土地指标流转市场运作中，地方政府的预期增值收益更大，对完成交易的预期更强烈，因此如果地方政府预先支付给农民部分未来收益，交易则将更容易完成。因而，有效率的市场博弈均衡要求地方政府在这一博弈阶段做出降低事后违约的承诺，从而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