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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低收入者的净工资和生活水平的讨论 　　毕马威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五分之一的英国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所谓的“维生工资”标准。而在7.9%的失业人口中，有20.3%是16至25岁的年轻人。低收入这个严重的问题，在英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今天，使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下降。本文讨论如何解决低收入的问题，与此同时，防止由于经济调控——特别是最低工资调控——造成意外的负面影响。 　　本文将通过一些实例分析来说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常常伴随着年轻人和非熟练工的失业率增加。鉴于最低工资的相关法律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我们提出一项新的改革，旨在提高低收入者的净工资：把征税门槛提高到国家最低工资水平。 　　我们希望这篇文章将引发一场关于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净工资和生活水平的讨论。我们认为，强制提高最低收入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低收入者真正需要的是直接的付给现金或者我们所建议的减税手段。 　　加法：提高最低工资是个好主意吗?最低工资调控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由于无法预先对公司、企业家或工人进行试点，调控所导致的意外后果将对整个经济体造成影响。公众最为熟知的一个后果就是，最低工资的提高将意味着企业成本的增加。维生工资基金会（Living　Wage Foundation）基本上已不再发起政治运动。他们可能也已经意识到强制提高最低工资不利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基金会目前已转向依靠公关力量，鼓励企业承诺将其员工的薪水提高到维生工资水平。该项努力值得肯定，并且它也反映了消费者能够通过行动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 　　虽然我们支持维生工资基金会与私人企业开展合作以增加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但是我们也担忧此举可能会引起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低技能劳动者可能因此被挤出就业市场，最终导致长期的失业率上升。 　　最低工资规定的最大危险并非仅此而已，它还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即使资金状况良好，也不愿雇佣这些低收入劳动者。最低工资本质上是劳动者价格的底线，而价格底线通常会抑制对产品的需求。就劳动力而言，失业说明了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所以，低收入者的失业与企业的支付能力没有关联，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所产出的价值能否超过付给他们的工资。 　　这种现象对年轻的劳动者和非熟练工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他们所产出的价值可能是最低的。经济学家也熟知这一现象。在2000年的一项调查中，73.5%的美国经济学会成员同意这一看法，或者在同意的基础上表示：“最低工资标准造成了年轻劳动者和非熟练工失业率的增加。”而26.5%的成员不同意这一看法。 　　大量资料从实证角度证明最低工资规定对年轻劳动力失业的作用。比如大卫?诺伊马克教授和威廉?瓦斯切尔教授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分析了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快餐店的员工工资表，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这些餐馆中的年轻员工就业率产生影响。而1994年卡德与克鲁格发表的一篇论文则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 　　这两篇论文的矛盾主要是因为卡德与克鲁格的研究数据质量不高，他们对就业的看法也比较狭隘。诺伊马克与瓦斯切尔认为，卡德与克鲁格的调查方法并不可靠，他们打电话给各个餐馆询问其员工数量，而值班经理可能对此存在误解。卡德与克鲁格按照员工的人数而不是工作时间来计算就业率，但是一些餐馆并没有直接解雇员工，而是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时间，这个计算方法并没有把这种情况考虑在内。诺伊马克与瓦斯切尔的研究基于新的工资单数据，因而更正了这一疏漏。 　　诺伊马克与瓦斯切尔的研究发现，就业率相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弹性是负0.24。也就是说，如果最低工资提高10%，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2.4%。虽然在不同的产业、国家和时间范围中这个价格弹性数据未必完全一致，但是诺伊马克与瓦斯切尔在2007年对102项研究进行的元研究（即对许多已存在的研究进行研究）显示了该价格弹性数据的正负和大小。这102项研究中有三分之二的研究大体上显示出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有负面影响。而在这33项研究中，有28项（85%）显示，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就业有负面影响，其中，对年轻劳动者和非熟练工的影响首当其冲。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经济的复杂性，要想准确预测最低工资法规对就业率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是最终结果。就业市场的复杂性在于永远无法对雇主行为作出明确的预测。在某种情况下，比如买方垄断，最低工资的增加确实能够带来净就业率的提高。 　　然而，这种情况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它实际发生仍有不小的距离。在大多数情况下，最低工资的增加对就业率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改善低收入者的境况，他们不应该冒这个风险。英国低薪委员会（Low　Pay　Commission）负责向政府提出增加最低工资的建议，他们2011年的建议是保持年轻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变。而今年，他们可能要再次提出该建议。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也支持该项建议。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