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企业和外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特征、差异及相关因素.doc

本土企业和外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特征、差异及相关因素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开放大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大出大进,两头在外”为特质的加工贸易和吸引FDI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模式。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比重从1981年的6%提升到2004年56.3%的历史高点。外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也很高。 　　2011年外资企业加工出口额达到699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加工出口额的83.7%,占外资企业出口比重的70.3%。这一特征在高新技术产品上体现更加明显,如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有85%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完成,其中由外国公司生产的高技术产品的比例高达91%(Joachim和Sandra,2012)。在中国出口大量高新技术产品的背后,是生产效率低、生产环节附加值低、出口企业利润微薄的不争事实,而这一事实常被统计意义上日益增长的贸易规模及高技术产品出口所掩盖。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一旦剔除外资企业的影响,特别是剔除了大量具有高技术复杂度的进口中间品,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复杂度实质上并没有得到提高(Amiti和Freund,2010;VanAssche和Ganges,2010)。目前国内有关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如祝树金等(2010)、齐俊妍等(2011)进行的研究,较少有从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维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方面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本文将结合Lall(2005)技术含量的分类和樊纲等(2006)、Rodrik(2007)等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基于HS六位数,结合中国工业统计数据库,分别从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不同贸易方式以及不同地区等几个层面,重点分析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特征、差异以及影响因素,并以此基础提出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政策建议。 　　一、产品按技术含量分类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指标构建 　　对于产品按技术含量的分类,Lall(2000)对产品的分类方法综合了Patitt(1984)和OECD(1994)的方法,从RD的比重、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学习效应等考虑技术在产品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在SITC三位数的基础上,将SITC0-9类共三百多种产品分为五大类:初级产品(PP)、资源型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高技术产品(HT);然后再将后四类产品进一步分为9个小类:以农业为基础的产品(RB1)、其他资源型产品(RB2)、纺织服装等产品(LT1)、其他低技术产品(LT2)、具有规模和技术密集型特点的自动化产品(MT1)、加工工业产品如化工等(MT2)、能将生产分割到更多低收入国家的机械产品(MT3)和电子器件及电器产品(HT1),以及传统的高科技产品(HT2)。 　　目前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一些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都被分割到在全球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区位进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高技术产品分工常常仅是附加值最低的组装环节(齐俊妍,2008)。因而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分析,除了包括产品的技术含量外,还应考量与之相联系的产品附加值状况。因而为了更好地考察在日益一体化的国际分工网络中,不同国家所处的不同位置和关系,关志雄(2002)和Lall等(2005)引入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sophisticationofexport,又称为技术附加值)。这一方法通过运用各国不同时期的人均收入和产品的出口份额,计算出一国总体的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标,并通过不同国家的附加值分布进行国际比较。此假定“附加值越高的产品越是来自于高收入国家”(关志雄,2002;Lall,2005),将某年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用出口国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数来表示,记为PRODY。关志雄(2002)和Lall等(2005)以在世界市场上各出口国占该产品的份额为权数,但是这一方法会由于各国的出口规模不同而导致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产生误差。为避免这一误差,樊纲等(2006)、Rodrik(2007)以一国对该种产品的比较优势为权数,即 　　RCAij为i国在j产品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因而i国在j产品上的权重wij为i国在j产品上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在所有国家j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之和中的比例。这一方法保证使一些贫穷的小国出口能够被赋予足够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j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计算公式 　　其中Yi表示第i个国家的人均GDP。 　　用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不同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取值越大说明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由此可见,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这种产品主要出口国的人均收入,另一方面取决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所占的出口份额;而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技术含量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一对应的。例如,一些产品如电子产品,尽管属于高技术产品,但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