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司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大企业的崛起.docVIP

美国公司的历史演变和现代大企业的崛起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哈佛大学艾尔弗雷德. D. 钱德勒教授关于现代大企业崛起的著述，早已成为美国企业史的经典之作。有人说如今“B. C.”这个缩写在企业史学家看来不是代表“公元前”(Before Christ)，而是代表“在钱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 以钱德勒来划分美国企业史的学术纪元，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作为新企业史学的一代宗师，钱德勒把现代大企业的崛起和等级管理组织的出现，看作是对技术变革和市场扩大作出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理性反应。显然，钱德勒关注的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内在活力，而不是政治、人口和社会发展这些外在因素对企业的影响。他在研究目标上的专注是他成功的原因，但也是他的局限所在。著名经济史学家大卫. S. 兰迪思评论说，钱德勒的大企业发展模式“和大多数宏篇综论一样，把现实简单化了。” 路易斯. 嘎兰波思则认为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不是综论，而是“专论之最”，因为他把现代美国企业组织的历史置于“相对孤立之中，离开了它们的社会与政治氛围。” 钱德勒本人对此并不讳言。他说企业史只是经济史一个“小小的分支，”因此他的研究把一系列背景性问题留给了其他历史学家来探讨。 钱德勒甚至在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时，也是集中在大企业行政管理组织的等级结构上，很少论及大企业的主要法律组织形式，即公司，更不要说它的演变过程和影响。在他看来，“法律原因在造成中央集权管理上远不如商业原因来得重要。” 也许，公司作为企业的一种法律组织形式还不能说是在大企业崛起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是美国公司制度的演变为现代大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1890年以前，美国只有不到十个制造业公司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总值大约3300万美元。其后制造业公司迅速增加，上市股票和债券总值的增长在1893年萧条影响下仍保持上升趋势，1897年以后乃大幅上扬，由1898年的10亿美元翻倍到1899年的20亿美元，两年后再次翻倍，到1903年达到70亿美元的高峰，此后在60-70亿美元左右徘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制造业公司资本的大量增加，现代工业大企业的崛起，第一次大合并运动的风起云涌，几乎是同步发生。显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历史表明，美国公司在其演变过程中所获得的特权、保障、辅助机制和法律空间，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对于大企业的组建和运作最为有利的法律形式，结果使愈来愈多的大企业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走上了公司化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作为法律形式对美国现代大企业崛起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一 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是：公司最初在美国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纯粹为了私人赢利。著名法律史学家莫顿. J. 霍尔维茨认为：“公司概念的改变代表着法律观由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发生的一种根本性转化。十八世纪原始形态的美国公司是市政府，一种负责执行公共职能的公共机构；它在十九世纪则成了现代商业公司，为个人获利组织起来追求私人目标。” 正是在这种由“公”到“私”的职能变化过程中，美国公司逐渐摆脱了国家对它作为一个法律实体的某些限制，却保留甚至扩大了它因服务于公共利益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并从一种原本只有少数社会团体和企业组织可以采用的法律形式，变成了人人都可以有的一种选择。因此，公司在美国现代大企业崛起时才成了对它们具有吸引力和适用性的主要组织方式。 从殖民地时代到建国初期，美国的公司可分为宗教和世俗两大类。前者是以公司形式建立的教会会团，负责处理教会世俗事务，主要是教会的财产。其服务于会众的公益性是显而易见的。世俗公司则包括市政府、慈善公益机构（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和商业公司。前两种公司的公共服务职能也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商业公司，它们虽为私人谋利，但在当时亦要有公益性才会获准建立。由于英国的泡沫法 (The Bubble Act of 1720) 在1741年扩及北美殖民地，不允许在未经英国国会或国王授权下建立公司，加之北美经济尚欠发展，商业公司最初为数很少，1789年以前非银行的商业公司只有6家。 所有这些公司须经立法机构如殖民地议会或后来的州议会单独授予特许状才能组建。 根据研究美国公司起源的学者罗纳德. E. 西沃伊的观点，早期的公司“是依法享有特权的组织，必须受到议会的严密监控，因为它们的目标要和公共福利保持一致。” 显然，公司是经国家专门授权建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公共权力的延伸。这就是当时建立的公司必须与公共利益相联系的理由所在，也是它和个人企业以及合伙企业有所区别的根源所在。 美国建国后，各州不再受英国法律的限制，由议会以特许状授权建立的商业公司猛增。到18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