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制度变化机理.doc

农地制度变化的机理 ——2000年以来崖口村公社体制变革研究[1] 王习明 摘要：崖口村公社体制在2000年后逐渐陷入困境，其决定性的原因是中国的农地制度在1998年后确立了虚化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演变方向，而不是村领导人的理念和道德人格、村民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村集体资源3个因素的变化。决定村庄精英影响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3个因素，而是村庄精英所选择的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绝大多数村民在国家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意愿；村庄制度演进的路径不是村庄精英所能完全控制的，并不按“核心制度收缩及边缘制度创新”的途径演变，而只能在国家制度变革目标允许的空间里根据村庄现有制度的得失选择能满足大多数村民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制度。适当扩大农民集体的土地权利，不仅有利于“耕者有其田”，而且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关键词：农地制度；崖口村公社；理念；农民集体；土地调整崖口村属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管辖，位于伶仃洋西岸靠近珠江入海口处，距中山市区18公里，同澳门、香港隔海相望，广珠高速公路和广珠轻轨从村中穿过。崖口村引起学界与媒体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在全国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后一直坚持生产队集体劳动、大队（行政村）集体核算，在生产队劳动的人仍然被称为社员，社员仍然凭工分参与分配，其体制类似于人民公社。至今为止，学界主要研究了崖口公社1980-2000年的体制变化。已有研究主要局限于两个问题：人们为什么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选择公社这个低效率[2]的制度？这一制度是如何生存的？曹正汉以制度经济学为视角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崖口村选择公社是因为公社制度能够实现村领导人陆汉满“保护弱者，按劳分配”的理念，能够帮助村民应对市场风险；崖口的公社制度在市场环境中能够长期生存下来，主要是因为以村领导人为代表的特殊信念和领导人的道德人格、公社制度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体制外部获得收入来源。并由此推出了精英人物影响社会制度演进、土地集体所有制均平易济困难的一般理论，提出了人本主义制度经济学理论。[3]王兆萍从文化角度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保卫土地是崖口村庄文化的核心价值，回避风险是崖口人的经营理念，崖口的公社体制实质上就是文化断裂背景下制度边缘性效应之制度失意的产物；崖口模式是崖口村社会共同体在特定条件下特定历史时期民主选择的结果，不是某一个或几个精英人物所能左右的，其中共同体的文化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本文将承接已有的研究，根据崖口村公布的档案资料[5]和笔者在崖口村的实地考察，重点研究2000年以来崖口村公社体制的变化，主要关注如下问题：在崖口村领导人的道德人格和理想信念没有变化、村庄的收入资源有所增加、村民面临的市场风险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放弃公社体制？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挖掘崖口公社陷入困境的原因，检视既有的从崖口个案引申出的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反思导致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政策。 一、2000年以来崖口村公社体制的变化崖口村被称为公社是因为崖口村体制有如下三个特征：（1）稻田由生产队集体耕种。它是崖口公社制度的载体和象征。没有集体劳动，便难以用工分的方法区别劳动量的大小，也无法为弱者提供就业[6]。（2）稻田以外的土地只租不卖。它保证崖口村有足够的资源和持续的租金收入。保卫土地被学者认为是崖口村庄文化的核心价值[7]。（3）租金收入主要由社员按劳分配。这是崖口村公社制度中的最核心的原则，它保障了集体劳动的村民有较高的收入[8]。表面上，直到2010年，崖口村仍坚持了3000亩稻田由社员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耕种、由村统一核算按劳分配的体制，但实质上这一体制已在2000年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崖口村公社体制冲击最大的是2002年开始的股份制改革和2008年出现的卖地事件。1．股份制：按劳分配的原则被挑战股份制的起因是2000年10月出现的反腐败事件，这个事件持续到2001年7月。它是由出生于崖口村但已离开多年的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发起的，得到了部分已经永远脱离农业生产的外出务工经商的村民的响应；表面上是要举报崖口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其实质是想分享和占有崖口村通过集体劳动创下的财富，反对用村集体的土地（含厂房）出租收入补贴集体农业生产，要求出租收入由所有村民均分而不是仅仅由社员按工分分配。[9]反腐败事件不仅质疑了以崖口村党支部书记陆汉满为代表的村干部的个人品德，而且挑战了崖口村按劳分配的原则。为了查清真相，镇党委和政府聘请专业的审计组详细审查了崖口村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务。一个多月的审计结果表明，村干部特别是陆汉满是清白的，值得村民信赖。镇政府还派出调研组走访了752户（占全村农户的87%左右）村民，形成的调研报告对二十多年来崖口所走的集体道路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这并不能消除部分不在村集体劳动的村民对按劳分配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