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家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的经验.docVIP

　　古代医家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的经验 我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代医家十分重视医德修养。知古鉴今，探寻古代医家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对于改善当前医患关系，重塑医务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尊重生命，仁爱救人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凯博文（ArthurKlein-man）教授提出，关爱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重视的一种美德，医生真诚地关爱病人是人类社会处理好医患关系的关键所在.[1]传统医家在医患关系方面的突出贡献，即在于确立了尊重生命、仁爱救人的医德伦理思想核心，并运用于医疗实践。 　　医乃仁术，活人为务。作为一名医生，首先应当尊重生命，对患者怀有仁爱之心。唐代名医孙思邈十分重视生命的价值，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这也是其传世之作取名为《千金方》的缘由。在《大医精诚》中，他提出医者对待患者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即要求医者对患者的疾苦须高度重视和同情，以至仁至善之心全力加以救治。这一医德思想究其根源，是与以仁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所分不开的。所谓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对患者充满慈爱之心，对其疾病痛苦感同身受，深切同情，正是医者仁心的集中体现，也是对医者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要求。 　　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晋杨泉《论医》），历代医家无不重视医者之仁.如宋代医家张杲提出，患者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因此凡来召请，急去无迟，专以救人为心（《医说》），可谓是对医者仁心的极好阐释。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医家十要》中将存仁心置于医家十要之首，提出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清代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正是在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古代明医能够不分昼夜寒暑，不避道路险阻，不顾饥渴疲劳，一心赴救,面对患者哪怕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也能同情怜悯，而不是嫌脏嫌臭不愿救治。金代医家李东垣在疫病流行之际，面对百姓比比至死的惨状，恻然于心,将亲自试用过的有效药方刻于木板之上，置于人群聚集的交通要道，使患者百姓用之者无不效（《李杲传》）。元代医家朱丹溪前往救治患者，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即使自己十分劳累也不休息，认为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丹溪先生墓志铭节录》），时刻把患者疾苦放在心头。明代医家万全以活人为心，不记宿怨（《幼科发挥》），费劲周折，将仇家胡元溪四岁小儿之病终于治好。这些古代医家以仁行医的道德思想与行为实践，至今仍闪耀着令人景仰的人道主义光辉，对于规范当今医者的职业道德行为，改善医患关系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2技艺专精，学验俱丰 　　艺也者，德之精华也.[2]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一个医术不精的医者很难被称之为明医或良医。可见，以技艺示人的医术本身蕴含着医德要求，承载着医德的价值评判。 　　传统医家在医术专精方面有着丰富的论述与实践。由于深知人命至重，不容差错，因此传统医家高度重视强调医术专精的必要性。明代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庸医速报》中就说道：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清代医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也说，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 　　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清代温病名医叶天士在临终前更是告诫其子：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叶桂传》）。同时，传统医家也深刻地认识到医德绝不可独立行世，良好的医德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载体。如晋代针灸名家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提出，医者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清代医家王世雄在《回春录序》中也论及，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生人。可见，医者若没有精良的医术，虽宅心仁厚也不能济世救人。 　　医乃至精至微之事，唯有精湛的医术才能挽救患者生命。而精湛的医术需要医者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具备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论自序》），其不朽之作《伤寒杂病论》是多年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的宝贵结晶。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提出医学玄暝幽微，变化难及非才高识妙者，无法明了其中深奥之理。因此，医者需潜心向学，精研医术，而不能不习经典，因循守旧。对于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医术不精者，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认为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唐代孙思邈也深感医方难精，要求学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仅要学好医学专业知识，熟悉《素问》《甲乙》《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懂得经脉脏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掌握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等历代名医的诸部经方，还必须涉猎群书,读五经三史、诸子庄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如此才能学养深厚，真正领悟医道。孙思邈青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