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离婚模式中的道德内涵和价值取向.docVIP

　　古代离婚模式中的道德内涵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离婚模式与离婚道德分属不同的领域。前者属法学范畴；后者属伦理学范围。两者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相互统一。探讨离婚模式中所深藏的道德内涵和价值取向，对客观公允地审视中国古代的离婚道德将有所裨益。 　　一、离婚模式考。 　　中国古代的离婚模式，主要有四种类型：出妻、和离、义绝和呈诉离婚[1]（P157-159）。不同类型的离婚模式具有不同的要件和程序，倘违背规律要求，则不产生离婚的效力。为此，古代的礼制规条和法律规范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加以界定，以规范离婚行为和协调社会关系。 　　1、出妻。 　　出妻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离婚方式。出妻，又称七出，即中国古代法定弃妻的七种理由，今人将其称为单意离婚。出妻的必备条件有七项，倘具备其中之一，即可弃其妻，使婚姻关系终止。依《大戴礼记本命》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1）不顺父母。不顺父母，又称不事舅姑.《礼记昏义》载：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着代。所以重责归顺焉也。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依此礼，妇顺于舅姑是内和理的前提，也是家长久的保障。为确保妇顺舅姑，封建礼法对其有一系列的规范要求，如《礼记内则》载：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明律例殴祖父母、父母》规定：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并科流科三千里；诬告者、骂者均处绞刑；殴者，斩；杀者，凌迟处死；过失杀者，杖一百并科流放三千里；伤者，杖一百并科徒刑三年。上述规范既明确了女性的道德修养要求，也显现了冒犯或侵犯舅姑的法律后果。 　　（2）无子。宗法制度之下的婚姻目的之一是下以继后世,因此，妻子必须为丈夫生育男性继承人，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实现根本的孝，从权达变，悖礼擅娶也就不为过了；娶妻目的既然主要在于此，娶了妻而仍不生子，依礼就可再娶，惟因双妻并嫡在所不许，只能出妻以全孝，这就是无子出妻的逻辑。依礼，在出妻理由中，-不顺父母。列第一，-无子。列第二；而依律令，则-无子。升到第一，恐怕和5孟子6之言不无关系[2]（P225）。但将无子的责任完全归于女性，不仅荒谬，而且愚昧。 　　为保障无子出妻的有序进行，礼法对此均进行限制。一是育龄限制。据5唐律疏议6载：问曰：妻无子者，听出。未知几年无子，即合出之答曰：律云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二是三不去的限制。即尝更三年丧不去,贱取贵不去,有所受而无所归不去[2]（P26）。上述限制使无子去妻的可能性有所缩小。为协调无子与继后世之间的矛盾，封建律法设置了相应的救济措施：一是立嗣；二是以庶为嫡。当然，以庶为嫡只能发生在有妾的家庭之中。 　　（3）淫。淫作为七出之一，是古代礼法对女性贞操的片面要求。在中国古人看来，男女婚配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家族-继后世因此，为本家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乃是妻子最重大的任务。为确保本家族的血统纯正，古人特重-防淫。[3]（P117）。防淫的要求体现在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是重视男女之别。如5周易6中即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的记载。通过严格限制女性从事外事活动来防淫。二是剥夺婚姻自主权。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来防淫。三是推行从一而终.《周易》：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通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限制来防淫。倘女性违背上述约束，则构成被休的理由，且不受三不去的限制。 　　（4）妒。妒忌一条是与官宦富人纳妾蓄婢相联系的。妇人之妒，往往来源于女性对丈夫纳妾蓄婢的反对，不仅干涉了丈夫纳妾蓄婢的权利，也破坏了家族的和睦。故《后汉书冯衍传》载：,,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5）有恶疾。妇有恶疾，《大戴礼记》谓不可与共粢盛也;《公羊传》云：不可宗庙也,故在出妻之列。唐宋法律甚至把恶疾同奸淫视为不适用三不去的两个条件[4]（P135）。至于恶疾，则被理解为两类疾病：一是不治之症。据《公羊传昭公二十年》何休注：恶疾，谓、聋、盲、疠、秃、跛、伛，不逮人伦之属也。二是疠病，即麻疯病。 　　（6）多言。妇女多言列入七出之中，其目的在于维持家庭秩序，防止家庭内的冲突。家礼要求妇女温柔娴静，沉默寡言，不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屋里，都要不苟言笑。多嘴多舌的妇女，易惹是生非，搅乱家庭，离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妇女，对夫家是一个祸害，无疑逃不脱休弃的命运[4]（P135）。 　　（7）窃盗。窃盗作为七出之一，是缘于古代女性财产权的缺失。据5礼记内则6载：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凡女性擅自处分了夫家的财产，即构成窃盗，应属出妻之列。 　　2、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