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政 治与理性哲学的正相关性论证.docVIP

　　古希腊城邦政治与理性哲学的正相关性论证 城邦政治和理性哲学被公认为古希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成就，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复杂的。最可引证这种复杂关系的莫过于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法庭判处死刑这一历史事件。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现行城邦制度看作败坏哲学本性的根本原因，并致力于探求适合哲学本性的理想城邦。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的城邦政治和教育环境下，即使是那些最具哲学天赋的年轻人，其中也只有极少数受神力保佑者才有可能成长为真正的哲学家。通过把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把真理的探究和行动的探究明确区分开来，亚里士多德似乎也就把哲学理论与城邦政治完全分离开来了。关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从哲学家们的专门论述以及从对哲学文本的阅读中所得到的答案似乎都是 ：一方面，人类的政治生活必须接受哲学的评判，尤其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只有在哲学的指导下才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超越政治生活的，真正的哲学只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才有可能产生出来。在本文中，笔者力图表明古希腊城邦政治与理性哲学之间的肯定的相关性，即城邦政治不仅是理性哲学的产生条件，而且是其理性品格和理论形态的塑造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在本性上就是政治性的。 　　 　　一、作为理性哲学产生条件的城邦政治 　　 　　作为有机统一体的城邦本身、城邦内部的公共空间以及普适法律，这些都是理性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为了证明这个论点，让我们首先引述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演讲辞中的如下段落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 ；但是在国家事务中，我们遵从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上的人，我们服从 ；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耻辱的法律。 　　 　　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不仅关心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 ：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 ：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 ；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是没有矛盾的 ；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由于无知，当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正算得上勇敢的人是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事故的人。 　　 　　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所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曾经说过 ：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政治生活。这样，每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活层次 ：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东西与公共的东西。韦尔南则认为 ：只有当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存在。这里的公共领域是两个意义上的，它们既相异又相关 ：一是指涉及公共利益的、与私人事务相对的部门，二是指在公众面前进行的、与密教仪式相对的公开活动。 　　 　　公共空间或者说公共领域的典型体现是公民大会和公众集会广场（agora）。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有同等的资格和机会成为公民大会的成员，有关城邦公共利益的议题都要在公民大会上进行公开、自由和平等的讨论。在公民大会上，话语是人们可以使用的唯一合法和有效的工具，话语的基本形式不是单向度起作用的格言警句，而是交互的论辩，话语的力量不是来自话语之外，比如说话人的社会地位或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而是来自话语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我们知道，围绕话语本身的说服力而在智者和理性哲学家之间展开的论战正是理性哲学发展的重要促动因素。 　　 　　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所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二是普适法律。什么样的法律能够像伯里克利所说的那样让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一定是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即普适法律。韦尔南说 ：在哲学的黎明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图景，被伊奥尼亚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他认为，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使得城邦呈现为一个具有中心的圆形宇宙，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们所建立的世界模式就其几何框架而言是与此一致的。笔者认为，普适法律的出现在哲学上更为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是逻各斯思想产生的政治生活基础。 　　 　　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所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三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城邦本身。当伯利克里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事务时，那就意味着，没有作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