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阳明政 治上“亲民”说的探讨.docVIP

　　对王阳明政治上“亲民”说的探讨 王阳明去世时,他的弟子在纪念其师的《年谱》中,将王阳明的学术贡献归纳为三大方面:其学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二曰亲民,亦本先民之言,盖《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为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据以从旧本之意,非创为之说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葢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1]在《传习录》中,亲民说是被作为王阳明言行的第一条语录而记载,这一显着的位置,凸显了亲民说在王阳明学说中的独特意义. 　　相对而言,学术界对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两大方面有较多的论述,也取得了诸多成果,而对亲民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如果从政治关切的视域看,更应该注重对王阳明亲民说的探讨. 　　一 　　王阳明的亲民说,出于对《大学》的解读.《大学》原本为小戴《礼记》的一篇,但随着宋学的兴起,尤经过二程等人对《大学》的推崇,特别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大学》为四书之首,使《大学》由传记性质的篇章逐渐变为最重要的经典. 　　古代文本在传承过程中,常常发生错简佚文的现象.从汉代相传下来《大学》的古本,虽然未必一定存在错简佚文,但却有令人生疑的两大问题. 　　第一,《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较格物等八目更为重要,但文中对八目何谓诚意有相关解释,对三纲的何谓亲民等却没有明确的解读;第二,《大学》中的八条目,只有诚意等后面六目的解说,而缺乏前面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后代学者怀疑古本《大学》存在错简或阙文的问题.二程已经怀疑《大学》古本有错简,伊川首次将《大学》古本的亲民改为新民.朱子继承二程,对《大学》文本作全面审定,分为经传二个部分,不仅改其字,移其文,还据二程之意增补格物致知的传文,而着为《大学章句集注》.朱熹的改字与补传引起了对《大学》改本与古本是非的不断争议.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官方的教科书,他的改动文字与增补章句,得到普遍的认可.但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如他以《大学》为曾子传孔子之说,就曾遭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似的批评,而其中的训诂之误,更为清学所诟病.争议的最大之处则在朱熹增补格物致知传与改亲民为新民上. 　　就朱熹的改亲民为新民而论,在很长一段时间为经学界的多数学者所肯定,如真德秀的《大学集编》、黎立武的《大学本旨》、赵顺孙的《大学纂疏》、金履祥的《大学疏义》、刘因的《四书集义精要》、许谦的《读四书丛说》、胡炳文的《大学通》等,皆据朱熹之说为据.现在编着的相关中国文化的辞典,也多以朱熹新民说为是,如朱贻庭主编的《伦理学大辞典》等皆以教育人民、主张不仅要自己实践道德,而且要以道德去感化他人[2],来训解新民,而教育人民正是朱熹新民说的要义.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元代的陈天祥在《四书辨疑》卷一中就说:程子曰亲当作新,程子为亲字义不可通,又传中所引《汤铭》、《康诰》等文,皆是日新、新民之说,以此知亲字为误,故改为新,此谁不知? 《或问》中问曰:#39;程子之改亲为新也,何所据? 　　子之从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 且以已意轻改经文,恐非传疑之义.#39;柰何此等问荅之言,皆冗长虚语,本不须用.大抵解经以言简理直为贵,使正义不为游辞所乱,学者不为繁文所迷,然后经可通而道可明也.尽管陈天祥指出了朱熹之说的不可信,但却没有讲出为什么古本的亲民胜于朱熹的更改.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说明的是明代的王阳明. 　　自王阳明批评朱熹的新民说,阐发自己的亲民说以来,亲民与新民不仅成为《大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也成为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异同的重要问题,而引发了学术界长期争论. 　　二 　　《大学》古本有亲民,而无新民之说.亲民为《大学》所言三纲之一,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准确地理解其中的亲民,与对《大学》一书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在宋代以前的汉唐经学中,人们都是从政治方向来评说《大学》.如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3] 　　唐孔颖达疏: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他们都认为《大学》是一篇有关如何为政治国的着述,这一认识偏重于从政治来解读《大学》.正是从这一角度,孔颖达疏亲民为在于亲爱于民,将亲民解读为大人以仁爱的精神来治理国家,能够像父母爱护子女那样对待老百姓.这是汉学对亲民的诠释. 　　但是,随着经学从六经学向四书学的转变,也就是学术界通常说的汉学发展为宋学,经学也从政治关切转到了对伦理的注重. 　　与这一变化相伴的是对《大学》一书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伊川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序》发挥其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