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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知治国苏格拉底主张的是一种道德主义政治思想。在他看来,人的道德本性,和道德价值体系,是政治的基础。公民们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就会有良好的政治行为,那么国家也会安定有序。苏格拉底有一句最著名的论断“美德即是知识”,城邦应该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进行城邦管理,从而改善公民的灵魂,使他们有知识和教养,过理性生活,追求善。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把道德看作是政治的基础,看作是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从“无知即罪恶”、“知识即美德”等哲学命题出发,提出来治国者应懂得治国艺术和掌握相应的政治知识,城邦应注重教育。苏格拉底主张建立一种精英治国或专家治国模式,他反对把国家权力分散在没有知识的、被人操纵的公民手中,也反对那些有权有势而不学无术的人当权。苏格拉底的主要政治主张和理想,见于柏拉图的对话以及色诺芬的著作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雅典奴隶民主制的选举制度,对于统治者的产生,苏格拉底并完全不赞成民主制,更反对僭主的专制,其所主张的是一种贤人政治和专家政治,统治者本身应当是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与绝对的最高权力的结合。苏格拉底认为雅典政府官员由这样的公民大会来选举产生是不明智的,他对整个公民议会组成人员的构成表示不甚满意,认为这样的代表构成根本不会产生出真正的民意。在这里,苏格拉底把判断事物的标准定为知识,而不是人数的众多,也就是说,要以真知为准,而不能以众人之见为绳。因此,城邦应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的公民,使民主投票决策质量得到一定保障。苏格拉底所主张的“好人政体”、“贤人政治”,是有着特定的阶级内容的,他所说的有知识有德行的人显然是指少数奴隶主,大多的奴隶和一般劳动者由于没金钱和闲暇时间接受教育、文化知识水平较低,不具备掌权治国的能力。可见,他的学说首先是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作论证的。但同时又必须看到,当时雅典的选举制度确实存在着严重弊端:随着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衰落,选举的情况非常腐败。所以苏格拉底竭力反对,而主张选拔各级官吏“要根据知识,而不应该根据多数”,只有这样才能使雅典的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我觉得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有见识的政治主张。二、依法治国苏格拉底主张贵族政体和贤人政治,反对僭主政府和豪富专政。他认为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须按法律办事,不得超越法律之上。如伯利克里说的那样:“我们的政治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而僭主政府和豪富专政则竭力维护寡头统治,把法律作为骗人的幌子,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苏氏在法律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定的,他认为一个公民生活在国家之中,就像是签订了一项合同,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任何人不得违反。苏氏自己也非常守法。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听信诬告,判苏氏死刑。临死之前,他拒绝了学生和朋友要他逃跑的建议,因为他认为逃跑是卑鄙可耻的,而且违反国家法律。由此可见他的法律观念多么根深蒂固。三、苏格拉底政治立场的探究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正是雅典以及整个希腊世界的动荡之秋,阶级斗争非常尖锐。那时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正经历一个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过程,相应地苏氏对雅典民主制的态度也有个从拥护到蔑视、反对的变化过程。早在著名的民主派领袖伯利克里掌权期间(公元前442一425年),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雅典的民主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繁盛。苏氏每当说到雅典时总是以美好的字句加以赞颂并且以此为荣耀。但是经过公元前431到404年整整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伯利克里在战争期间去世),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遭受很大的摧残,暴露出许多弊病。当时的“公民大会”(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被少数谋图私利的野心家所操纵,大多数公民已经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极端民主化现象十分严重,民主到连执政官、将军也要抽签选举的地步。显然这样一种很不健全的腐败了的民主制,与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相对立的,它已经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们”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看到了它的危险性,予以批评、指责,并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寻求一种新的政体形式来取代它,以利于奴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因此不能说苏氏的这种主张是反动的。至于如何看待苏格拉底之死,这也是评价他的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我们若片面地将此作为苏格拉底反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有力证据,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雅典法庭审理的案件出现不少冤假错案,甚至一些工商奴隶主著名人物也曾被加以罪名,蒙受了不白之冤。著名艺术家、“雅典巨匠”菲狄亚斯身涉讼事;唯物主义哲学家普罗塔戈拉被驱逐出境;伯利克里的老师和挚友阿那克萨戈拉的遭遇也是如此。普氏和阿氏都是民主制度的热烈拥护者,却也落得这般下场。可见,被雅典民主制度判刑的人并不全是反动的,苏格拉底也是这样。苏氏之所以被人控告,不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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