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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中国现代教育 2007年09月29日 星期六 10:59 A.M. ??? 　　说起中国现代教育，不能不首先想到蔡元培。这不仅因为他有幸成为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有创建现代教育之责，也必获创建现代教育之功，而是因为他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使他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步履蹒跚，时进时退，令人思之不胜感慨，但蔡元培为中国现代教育所安放的基石，却久经风雨而色泽不减，日益显示出它的光辉。 1 与孙中山一样，辛亥革命发生时，蔡元培不在国内。大约在革命爆发一星期后，他才在德国的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并同时收到吴稚晖从英国写给他的信。他的心情异常激动，正如在给吴稚晖的回信中所说：“见吾党克复武昌之消息，为之喜而不寐。”这不是夸张的话，而是他真的一夜未合眼。他是深夜才从外地回到莱比锡的，看完吴稚晖的信，激动之余立即写了长长的回信。写完信没有上床，凌晨4点就赶往留学生聚居的柏林去了。很快，他收到了陈其美催其回国的电报，于是结束了四年多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于1911年12月初抵达上海。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出掌中国的教育事业。最初的教育部只有三个人：总长蔡元培、次长蒋维乔和一位会计兼庶务。没有办公场所，孙中山说：“办公用房，需要你自己去找。”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在南京城跑了几天，最后遇到马相伯，才从江苏省都督府的楼上借到了三间空房。于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就在这里正式挂牌办公了。因为工作的展开，人员陆续增加，但直到离开南京，教育部也只有30余人，而且连缮写员都包括在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我之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理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过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除旧布新开创现代教育的事业。他们上午9点上班，工作到下午4点半，每天工作8个半小时。一切都是开始，一切都是初创，方方面面都等待着画出新的蓝图，又需要把蓝图落到实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尽快确立新的教育方针，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制定新的教育规程。教育部人手虽少，但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人们根据各自的专长，分头起草各项文件，而“苟有案牍，随到随办”，没有旧衙门的习气。 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大多清楚，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革命，是中国告别几千年的专制社会而进入民主共和国的伟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它必然要冲击专制社会的教育传统，因而必然要面对种种阻力。因为皇帝虽然已经宣布退位，而与他相适应的一整套教育体制及其思想理念却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态度温和的谦谦君子蔡元培是一位谦谦君子，甚至在许多事上都是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但是，面对旧制度遗留的教育传统，却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勇气和魄力。 1912年2月11日，《政府公报》刊出了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此文在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同时发表，经过蔡元培本人修改，两个月后又发表于《东方杂志》）。在这里，蔡元培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他认为，“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从这些言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关于“教育独立”的思想。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以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蔡元培全集》，第2卷，136页，中华书局，1984。）废除“尊君”与“尊孔”，发展体育与美育，这是他在专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的教育之间划出的一条界线。这个方针的实行，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现代。 教育部在短短的时间内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30多种规章和法令，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点：一、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二、小学废止读经和跪拜孔子；三、修改教科书，删除与民主共和不相适应的内容；四、废止奖励出身的制度，取消贵胄学堂，将其并入普通学校；五、设社会教育司，开展社会教育……这一切，都是在蔡元培主持之下进行的。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间很短，总共只有半年多，而且中间还承担了一项重要使命——担任迎袁专使。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14日接受孙中山辞呈，15日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临时政府组成专使团到北京迎接。这专使的差事落到了蔡元培头上。2月21日，他带着由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健、宋教仁、曾昭文、汪精卫等9人组成的专使团启程北上。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又是注定了劳而无功的差事，一去就是20多天，最后因北京发生“兵变”而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