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青铜文化中被遮蔽猛兽纹饰与符号.docVIP

滇国青铜文化中被遮蔽猛兽纹饰与符号 　　提 要：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被定名为“鹰爪形木祖”，然而从椭圆状圈纹和脚趾数量来看，云南青铜器上常见的猛兽图像与符号中也有相似的特征。在滇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虎与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仅有纹饰上的差异，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很难将它们分清。随着西汉王朝的势力在滇池周围地区的迅速推进，这种虎豹混同的情况已得到彻底改观。同时，在滇国青铜器上广泛出现的猛兽纹饰与符号成为某种特权的象征，而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可能就是这种族群记忆在漆器上的遗留。 　　关键词：滇国青铜器;猛兽图像;豹纹符号;“鹰爪形木祖”;文化特征 　　日本民族学者白鸟芳郎和中国考古学家张增祺等人均发现，在滇国青铜器和北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的造型艺术之间能够找到某种相关性，比如骑马猎手、动物格斗等图像就如出一辙，而通过杖头铜饰和带柄铜镜展现出来的文化信息也有遗传的因素。1在通常情况下，作为猛兽的老虎身上都有黑色的斑纹，而体格稍小的豹子却有很多斑点或花纹。相比较而言，滇文化中的豹纹符号很容易受到忽视，这种倾向在昆明羊甫头墓地的发掘与研究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从1998年至2001年该遗址共发掘三次，清理墓葬多达846座（包括滇文化墓葬、汉式墓葬和明清墓葬），还被国家文物局评选为“1999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羊甫头最吸引人的是那些装饰华丽、保存完好的生活用具、纺织工具以及各类漆木雕工艺品，尤其是编号M113的腰坑中出土的大量精美古漆木器向世人展示了滇池周围地区鲜为人知的文化魅力，对于研究漆器的制作工艺、装饰造型提供了实物依据。不可否认，这批漆木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形象生动、造型各异的“祖形器”（考古工作者的这一提法明显不准确，故下文将改称“祖柄器”），形态逼真，色彩艳丽。2001年发表的《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以下称《简报》）将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命名为“鹰爪形木祖”。2宋兆麟先生提出了“滇文化性具”的说法，3李昆声先生因袭《简报》仍称其为“鹰爪形木祖”。4在《昆明羊甫头墓地》（??下简称《墓地》）中则是“鹰爪形木祖”和“脚形木祖”1两种称谓并存。从M113的腰坑中随葬品组合方式来看，墓主人极有可能是一对贵族夫妻，笔者认为，所谓的“鹰爪形木祖”是猛兽图像在漆器上的遗留。 　　一、滇文化墓葬中的猛兽脚形器 　　在《简报》中最初出现的“祖形器”这一提法，具体描述如下：“此组器物除一贵妇形象外，其余多为动物形象，少数为人头，除贵妇身后横立一马腿外，其余均雕刻一祖形器于后。器身髹黑漆为底，用棕红色漆勾勒形象及毛发，祖端髹棕红色漆。”2不难发现，考古工作者对“祖柄器”的认识缺乏清晰的界定，比如说“其余均雕刻一祖形器于后”纠缠的仍是器物的局部特征。因此，我们应该将整件漆木雕理解成“祖柄器”，而不是把局部“放大”。由于考古工作者对“祖柄器”作了狭隘地解释，尴尬的跪坐女俑（M113:381）到了《墓地》出版时就没有再被 　　归入“随葬漆木祖”的行列，而仅仅作为“随葬漆木器”同那些无法分类的“木雕附件”排列在一起。这样的处理极有讽刺意味，因为跪坐女俑身后的那根柱状物分明就不像男性生殖器的模拟造型。这根怪物在《简报》中即出现不同的说法，先是被视作贵妇身后横立的“马腿”，紧接着又演变成为“兽腿，形似马蹄”的东西，而在《墓地》中又再次变回“马腿”。这种反复无常的推论反映出考古工作者以男根为潜在参照系的某种尴尬处境，尽管没有人会怀疑这批鸟兽形祖柄器的写实造型，但并非所有的男根模拟物都能同生殖崇拜联系起来，比如说在明清小说中经常被提到的“景东人事”，说不定哪天就碰巧在某地的墓葬中重见天日，显然这并不能当作古代云南人曾经有过生殖崇拜的铁证。 　　据负责发掘工作的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杨帆介绍，羊甫头墓地出土的“木祖一端是呈勃起状的男性生殖器，大小尺寸与男根相仿，光滑逼真”；漆木祖的出土说明滇人已认识了生殖原理，制作和随葬祖柄器是对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体现，可能还有祭祀巫术等含义，象征着对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企盼。3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完全漠视古人的智慧。不可否认，生殖崇拜有着巨大的文化活力，学术界探索生殖崇拜现象已有百余年历史，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以及中国的闻一多、郭沫若等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当代中国学者更是集中探讨了生殖崇拜的问题。1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普遍将生殖崇拜视作不同民族历史上都存在过的一种心理体验。生殖崇拜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研究方向，并且还有不断泛化的趋势，即把很多不相关的文化现象都牵强附会地说成生殖崇拜，这种趋势也蔓延到文物考古研究领域。 　　为了进一步彰显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祖柄器”与生殖崇拜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学者们不厌其烦地列举出青铜器上反映男女交媾的图像作为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