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与“畅神”谢灵运山水诗与宗炳山水画论比较研究.docVIP

牢骚与“畅神”谢灵运山水诗与宗炳山水画论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2011-11-24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魏晋南北朝诗论与画论的相关性研究”（20101110102000029）阶段成果，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张伟（1983-），女，湖南益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2。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一个社会政治比较混乱的时期，也是一个人文精神成果比较丰富的时期。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兴起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状况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相关性。从谢灵运的山水诗与宗炳的山水画论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推究出一条阐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状况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路。 　　关键词：谢灵运；宗炳；山水诗；山水画论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145-05 　　 　　 　　 　　一、问题的提出 　　 　　魏晋南北朝之际，社会失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政治网络中的节点，普遍地陷入一种无法超脱的高压紧张状态。没有稳固的权利架构可以安身立命，也没有充足的思想空间可以自由呼吸。牢骚与苦闷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真实写照。因为牢骚，所以清谈；因为牢骚，所以隐逸；因为牢骚，所以爱上了药与酒；因为牢骚，所以迷恋上犬马声色。因为牢骚，当时的知识分子达到了肉身放纵的高峰；还是因为牢骚，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创造了他们精神超越飞扬的独特艺术境界。 　　在今天的研究者的视域里，魏晋南北朝时期无疑是复杂的。其复杂性体现在时代精神的光怪陆离、异彩纷呈的思想后果和社会后果。谢灵运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才情学力和人生遭际，使得他非常适于充当他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他眼中的山水，颇能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眼中的山水的真实风貌。相比较而言，与谢灵运同处一时期的宗炳则是一个较为省净的人。他没有复杂的履历，无意于仕途，徜徉乎山水之间数十载。他浸淫于当时的佛学义理，从而以其省净的心透视到了山水对于谢灵运及其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其画论主山水“畅神”之说，从心理学上说，是释放心理压力，发泄内心郁结，平伏内心的牢骚；从哲学上说，是调息灵肉，达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宗炳的山水画论，存在着一条魏晋南北朝时代为其自身作出合理解说和阐释的理路。本文尝试从时代精神的复杂性的角度，探讨这一理路的涵义。 　　 　　二、发泄牢骚的基本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心智中的烦闷和牢骚，大多源于失其位、丧其身的忧虑和担心。由于社会动荡，权力中心始终处在飘飘摇摇的状态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要尚在宦海生存，就不可避免地随着政治权力斗争的起起伏伏而受到牵连，担惊受怕。尚在其位者，如履薄冰，或明哲保身或朝不保夕；失其位者，轻者失去官职，重者丢了性命。 　　当时士人发泄牢骚和烦闷的基本方式，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方式是以“三玄”为话题的清谈。清谈的话头本身看似轻松玄远，其内在心理特征却是沉重压抑的。王瑶先生认为，“党锢之祸，名士言论受到了惨毒的打击……所以阮籍出言玄远，司马昭许为天下之至慎。”［1］ 可见所谓玄言清谈之类，脱离实际社会生活而趋于无稽之域，无非是些避祸的谈资而已。当然，清谈未必真的能够避祸。以老庄为依托，以清谈为契机，当时士人重新思考了自然与名教礼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导致当时士人常为放达任诞之行，而这些行为多与名教礼法相悖。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放达任诞之行易于遭人诟病，从而授人政治攻击的口实；从社会、国家的角度来说，清谈可致“礼坏乐崩，中原倾覆”［2］。《晋书·儒林传序》对清谈对于社会的危害也有非常中肯的评价：“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3］由此可见，即便当时士人自以为清谈可以助其远离复杂的政治斗争，其结果也未必恰如其所想，司马昭杀嵇康即是一例。若从社会国家之大局着眼，则清谈实为亡国大祸之始。 　　第二种方式是服散，以此排遣心中愁苦。这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由于社会生活动荡无序，生命的维系变得奢侈，生命的安乐更其难得。服散在当时看来其一可致长生，其二可美仪容，其三则可给予性的快乐。此三种好处无不与生命的维系和安乐有关。不过，服散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服食者性格暴躁易怒，心中的不安定越发不容易调理。所谓“魏晋风度”，究其实质，实不外乎此。鲁迅先生对于早有评论：“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