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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民古籍整理思想与方法 　　 摘 要：王树民在古籍整理的思想与方法方面，举凡古籍的概念、古籍整理的原则方法、古籍整理史的回顾、古籍整理过程中“精华”与“糟粕”的关系处理等问题的探讨，颇多精当之论。 　　 关键词：王树民；古籍；古籍整理思想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80-02 　　 　　 一、古籍的概念 　　 要谈古籍整理，首先须知何为古籍？李致忠认为确切的古籍概念为：“凡产生在1911年以前，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方法是中国古代传统著作方法、装帧具有中国古代图书传统装帧形式的典籍，就是中国古籍。”［1］又云：“广义的中国古籍，则应是在1911年以前产生于中国大地而又具有传统装帧形式的著作。”［1］王树民认为以1911年为选定古籍的下限是不合理的。因为“有些古籍的出版刊行都远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后，如《清史稿》、《国语集解》、《三国志集解》等，所以时间方面只能有一个约略的程度，不能用一条线划死，主要的还应从内容方面来看。”［2］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国语集解》和《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徐元浩和卢弼都是由晚清而民国，再到新中国，皆为今人，而“今人是不可能再创作古籍的，”［3］今人对古籍所做的种种加工工作只能称之为“古籍整理”。所以《国语集解》和《三国志集解》不是古籍，只能算是“新版古籍”，亦即“古籍整理图书”。王氏认为从内容方面古籍整理的范围“基本上以文、史、哲三个方面为主。”［3］兼及佛经与道书，又民间文艺和少数民族的文献、农医和科技之书，亦在整理之列。但王氏未提及“外国人在古代中国撰写的著译，或与中国思想学术有密切关系的外国著译图书。”［3］其实这部分书也属于古籍，因为古代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融入了中国文化并著书立说，这些著述与中国文化学术关系密切。王氏认为时间方面“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前的书籍，都可以列入古籍。”［3］这个说法还是切中肯綮的。晚晴以降，中国传统学术开始了学术转型［4］。民国建立后中国传统学术依然在延续，“止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中国传统学术才发生了大的转折，”［3］以新旧文化的交替即新文化运动作为古籍划分的界限，逐渐成为共识。 　　 二、对历代古籍整理工作的回顾 　　 中国古籍整理的工作古已有之。王氏认为：“古籍整理，从孔夫子讲述六经，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以来，至少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了。”［2］最早而有系统的古籍整理，要以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领校中秘藏书为最重要［6］。这是对当时重要文化典籍进行总结性的大整理。现在我们看到的先秦古籍，都是经过刘氏父子手订的。此后，历朝历代皆有规模不等的古籍整理工作。大凡由统治者主持整理的比较全面。爰至清代，“乾嘉学风盛行，研究整理古籍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2］前人的工作成绩应予肯定，但前人对古籍都怀有盲目崇信的性质，尤其是把五经作为人们行事和判断是非的唯一准则，思想上跳不出这个圈［2］，是其弊。 　　 王氏认为建国后至八十年代的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如史书方面，《通鉴》、二十五史、历朝纪事本末体史书和典制类史书都有了标点本，并缩印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总体而言，从数量上建国后至八十年代已经整理的古籍不过二千多种，离中国古籍的总数（约八万多种）相去甚远。再者，业经整理者满足于专业者需要的多，满足于一般读者需要者少［2］。具体而言，首先是重要古籍多据善本影印，点校排印者较少。其次，点校排印本古籍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错误较多。再次，关于古籍的注释和研究工作，存在着避重就轻、既集中又繁琐的现象。最后，中国古籍并不专为大陆所有，台湾、香港及日本对此也都很重视。只顾国内需求，不问国际行情，以致许多学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成为少数文化商人牟利的工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2］。 　　 三、“精华”与“糟粕”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但王氏认为这在思想文化方面拉里说是适用的，或弃或取，完全可按现在的标准去作。但此语在古籍整理方面却是不适用的。因为古籍整理“不能任意删改古书，除校正字句的讹误脱漏外，一切需保持原式，甚至有时简体字都不能用，还要用繁体字，分明是一篇糟粕的文章，也无法弃掉。”［2］他还指出整理古籍只是整理传统文化的初步阶段，并不等于整理传统文化。换言之，整理古籍是彻底批判以前须做好的事情。 　　 如此说来，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在古籍整理者不必特别强调，但应以适当的形式在适当的地方提醒读者，使其免受毒害。因此，分清精华与糟粕，主要应为读者的事［2］。接着，他又谈到了精华与糟粕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没有一条固定的线，在善于利用时糟粕可以发挥精华的作用；精华运用不当，也可以成为糟粕，关键在于要善于利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