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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工具比较分析 　　［摘 要］企业过度排污及相应的环境污染在本质上根源于外部性问题和市场失灵问题。通过比较庇古税、补贴和可交易许可证3种政策工具在治理污染上的优劣，可以发现：与传统的“命令—控制”方法相比，可交易许可证由于不强制要求特别的技术、统一的排放率和减排比例而给予受规制企业更多的自由，可以使企业以低成本的减排方法达到规制要求，并且允许企业把自己多余的许可证销售给减排成本高昂的其他企业。在制定政策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市场操纵、现存规制环境、监管部门的执行力度和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以便使可交易许可证这一基于市场激励的环境规制工具最大程度地实现人们期望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关键词］环境规制；庇古税；减排补贴；可交易许可证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志码］A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当今，几乎所有的人类经济活动都会产生温室气体，并不可避免地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经济学家认为，温室气体等污染物的过度排放在本质上根源于外部性问题和市场失灵问题，是某些稀缺环境资源（如清洁的空气和水）缺乏价格信号的结果，对策是以单位污染税或排污费的形式提供必要的信号，进而达到有效利用资源的目的。西方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较多，本文拟基于这些文献，比较庇古税、补贴和可交易许可证3种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劣。 　　一、环境规制理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可以免费使用环境资源的企业会持续地排放污染物，直到该企业生产的边际收益为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不必承担排污对其他人造成损失的外部成本，因此它将会进一步从事超过社会最优的污染活动。在经济学中，这种问题的对策是：污染者必须受约束于一个与污染活动的边际外部成本相等的价格水平，以此来引导他们内在化企业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这种价格水平可以以庇古税的形式存在，这种负担是对污染者施加的边际社会破坏的成本。图1展示了庇古税的经济学原理。对污染排放物征税导致代表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MC从MC1平行上移到MC2，向上移动的距离等于征税的数量。由于边际成本的增加，每个企业都有动机将产出q从qn减少到qt，即社会最优水平。 　　除征税外，其他两种政策工具也广受关注：补贴和可交易许可证。在早期，人们一般认为，对每单位排污减少进行补贴可以收到对每单位污染排放征税同样的效果。但在实践中，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效果有着明显的区别，尤其对污染行业而言，这两种政策工具对生产营利能力的影响截然不同：补贴增加利润，而征税减少利润。图2分别描述了代表性企业和相应行业的3种均衡情形：无环境规制；对每单位污染排放征税；对每单位污染排放减少进行补贴。在无环境规制时，单个企业和行业的生产均衡点位于（qn,pn）。当开始对每单位污染排放征税时，代表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MC和平均成本曲线AC分别向上移动到MCt,s和ACt；而当对每 　　图1 庇古税原理图单位污染排放减少进行补贴（而非征税）时，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同样向上移动到MCt,s，但是平均成本曲线下降到ACs。 　　 　　征税和补贴虽然对企业的平均成本影响不同，但对企业的边际成本的影响则相同。由于征税增加了企业的平均成本，那么征税必然导致整个行业的供给曲线S向左上方移动（从Sn到St）；另外，征税提高了产出价格（从pn到pt），降低了行业产出（从qn到qt），相应地减少了行业污染排放。与此相反，补贴导致新企业的进入，行业供给曲线S向右下方移动（从Sn到Ss），这导致产出价格下降（从pn到ps），行业产出增加（从qn到qs），相应地增加了行业污染排放。因此，这两种政策工具对于企业进入或退出市场的长期决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用庇古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一直受到Coase［1］的批评。Coase详细说明了外部性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界定产权。他认为，如果产权清晰，那么理性的经济人将会使用法律手段和市场机制来达到一个社会可接受的外部性水平。然而，Coase的理论只有在交易成本为0时才成立。基于Coase的理论，环境经济学家引入了基于市场的工具——可交易许可证。大量文献建议使用基于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尤其是在治理空气和水污染领域。［2］在一个信息完备的环境中，可交易许可证在环境规制效果上完全等同于征税。环境规制者可以设置一个价格（如一个税收水平），然后调整它直到排放减少到一个规定的环境标准也可以直接发行必要数量的许可证，并且允许污染者通过竞购来决定市场出清的许可证价格。简言之，规制者既可以通过“价格”(征税)也可以通过“数量”（排放许可证，即排放上限）来达到想要的结果。由于这种相似性的存在，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二者是等同的。但实际上，从规制者角度来讲，二者并不是等同的。［3］可交易许可证规制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使环境规制当局能够直接对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