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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与儒家法治思想继承与冲突 　　摘要：在我国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时候，回顾一下历史是很有必要的，发现其中的联系和冲突将更加有利于我国法治与德治的下一步建设。 　　关键词：儒家法律思想；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继承冲突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127—02 　　 　　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已经成为各国所追求的目标，而我国的法制建设也正在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法治的提出对我国的意义是重大的。当今社会法制是社会文明的象征，是一种治国的方略，也代表着良好的秩序和人类思想的进步。在法制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德治也被提到了一个高度，这两者的联系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儒家是产生最早也是对我国影响最长久最深远的，而其思想中的法律因素对现代法制建设更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现代的法治与德治有着对其的继承也有与其的冲突，当然这并非是指德为继承而法则为冲突，而是说在德中有继承也有冲突，法中亦是。 　　一、继承 　　儒家在我国历史上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治国的政治方面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有着影响，而其法律思想中延伸到今天的最明显的标志便是德治。儒家学派主张“为国以礼”的礼治，“为政以德”的德治，认为法令虽有制约人们行为的作用，但遵守礼治和道德教化更为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强调执法者应当率先遵守礼法，“其身正不令其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极其重视守礼和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这才是治国的根本。近年来我国推行的以德治国思想正是基于儒家的这种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给予的，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儒家思想能够在悠久的历史中坐稳“帝王”的宝座，与它的治国方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们认为礼是治国安邦之策。与“礼”最为相关的是“仁”和“义”，“仁”的核心是“爱人”，与人有善；“义”的核心是公正、合宜。“礼”更重形式，“义”注重行为的原则，相比较“仁”则更是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一种理想的境界为人们所追求，所弘扬。而我国推行的以德治国也是类似这种传统的理念，尽忠义，行孝义，重情义，讲信义，伸张正义，见义勇为，施行道义，轻利重义，舍生取义。 　　随着这种认识的不断加深，国家推行以德治国的政策也不断地加强，加强公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公民的道德意识。而且现在设置的人民调解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儒家认为调解好，有了纠纷，要先调解，以免伤了和气。中国人自古就讲究和气生财，重视人际关系，认为一旦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解决则破坏人们之间柔和的关系。 　　现在的以德治国是对儒家“德治”理念的合理概括和理论提升。“以德治国”就是要强化道德的社会作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制定出具体可操作或量化的道德标准，对党的干部，公职人员进行道德教育。儒家注重对人的礼书的教育来使其知“仁”、知“礼”，提高人的道德教化，而今天通过加强公民教育的普遍性来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无论是儒家的“德治”，还是现在“以德治国”，二者都存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充分注意到了道德的作用，而道德本身就是维系整个社会本身生存和发展的行为原则和规范，而这种手段的利用则是统治阶级加以提升为治国之策。儒家提倡“礼”，“人治”作为治国的根本，但他们也不否认法律的某些作用，对今天的法治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古代就存在着诉讼和调解的现象，儒家虽然强调拥护调解，但并不认为诉讼是完全要不得的。他们只是认为有了纠纷，首选的调解方式不应是诉讼，而是和解或其他方式，但在其他方式都不灵的情况下，诉讼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最后的选择；同时，诉讼的目的是要达到“无诉”，孔子自己就办过案子，他说：“诉讼，无犹人也。必也命名无讼乎。”这同儒家崇尚德治，但并不完全否定法律的观点是相协调的。儒家在重视礼治和道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法令有制约人们行为的作用，尤其是孟子与苟子都较注重法律的作用。孟轲则强调“仁政”，以仁义治国，宣扬“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仁治论，但并不否定执法和守法的重要作用，如人们所熟知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则具有重视民众的因素。战国末期，苟况礼法结合的思想，“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即治国虽然要有法，但法是由统治者制定的，因而治理国家的关键是有好的统治者，“有君，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即有了法律，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第一，公布法律；第二，严格执法，有令必行，有罪必罚；第三，罪行相称。 　　当今的法治则是有其重视法律的作用，但除了受当今法治国家的熏陶和我国法家思想的影响之外，从儒家的法律思想中也是有所汲取的。 　　二、冲突 　　由于历史不断前进，我国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