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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中国论》文学书写与文化意蕴 　　摘 要： 《中国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首次以“中国”题名的一篇“奇文”，所论之“中国”指涉到地理意义、文明意义、民族意义三个层面。石介首先指出中国“居中”位置的特殊性，以人文的、政治的空间构想重塑“地理意义上的中国”的核心地位。再次石介明确将地理空间和伦理道德、社会纲常结合起来，宣扬天常、地理与人道的对应关系，高扬中国文明的优越性，体现出决绝的“夷夏分立”的民族观。最后石介一针见血攻驳佛、老，表现出对儒家正统纲常秩序与本土文化观念的固守。《中国论》通过文字书写传达出内忧外患国势下宋人深沉的忧患意识，以思想认同的途径旨在确立和维系宋代政治统治的正统性和文明思想的合法性，从而宣扬出宋代中国意识的真正凸显。 　　关键词： 石介；中国论；书写；意蕴 　　中图分类号： B244.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148-05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人。因开馆讲学于家乡徂徕山下，故学者尊称为徂徕先生，与胡瑗、孙复齐名，学术史上并称“宋初三先生”。石介是北宋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师承孙复，推崇道统，力排佛老，并大肆倡导古文运动，自编文集《徂徕集》，著有《唐鉴》、《易解》、《三朝圣政录》等。《宋史》卷四三二有传，生平事迹详见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石介《中国论》篇幅较长，近千字，其创作时间不可确知，陈植锷《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将其附于景祐元年（1034）编年文之后。[1]较早给予此文高度评价的是葛兆光，他指出：“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看到的古代中国第一篇专以‘中国’为题的著名政治论文。不仅因为作者是北宋学术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而且这篇论文中民族情绪非常激烈，甚至可以说非常极端，显示了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2] “前所未有的中国焦虑”折射出宋人对国家、社会、民族、文明的独特观照，喻示着宋代民族独立、国家意识的逐步建构与形成，这种高昂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想史、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似的重大意义。 　　一 　　《宋史·石介传》：“介???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蠧，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3]欧阳修治平二年（1065）所作《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其斥佛、老、时文，则有《怪说》、《中国论》，曰去此三者，然后可以有为。”[4]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一三曰：“所著文章，其斥佛、老、时文，则有《怪说》、《中国论》，其戒奸臣宦女，则有《唐鉴》行于世。”[5]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十五、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五亦有类似的评价。综上可知，历代往往将《怪说》与《中国论》并列而谈，很大程度上把《中国论》看作反驳释老、救世存道的“世戒”。 　　《中国论》倡排佛老，明显与石介政治上的道统观、尊王攘夷思想密切联系，至于攘夷的态度为何如此强烈，本质上有何新变，在当时、后世有何先锋意义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今人主要从文统与道统的双重视野，集中分析石介的伦理思想、易学思想及学术特色，为其事迹和著作编撰年谱，重在勾勒其生平履历，揭示其人对宋代易学、理学演进与古文运动的开启作用，今试图融合具体历史图景，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与体察，探讨《中国论》的历史意蕴与文化价值。 　　二 　　《中国论》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石介首次以“中国”题名，其所论之“中国”指涉了地理意义、文明意义、民族意义三个层面的内容，并且将“夷夏之争”、“儒释之辨”等民族问题、思想问题理论化、系统化，《中国论》中关于空间与政治、国家与民族、儒家与释道的评论、想象与预设也决不是对以往历史言说的简单延续与重复，体现了宋人预见性的睿智思索，关系到知识阶层对传统历史经验与现实政治合法性的认识。 　　（一）《中国论》凸显地理空间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是指出中国“居中”的特殊性，通过对“天下之中”这一地理空间的确认，将现实政治秩序统治纳入空间设想中，以人文的、政治的构想重塑“地理意义上的中国”的核心地位。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策略性的。”[6]石介对国家疆域、领土、地域的坚决维护，即从空间上强化国家政治统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中国论》开篇即说：“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平，内外所以限也。”[7]这里重在说明中国居天下之内、夷狄处天下之外，尽管二者均属“天下”的范围，但这种内、外关系即中心与四周的空间关系，喻含着严格的等级和尊卑秩序的思想。“中国”一词，原指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它地区称为四方，后“中国”泛指中原地区。和“中国”相对的是“四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