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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后期经济与伦理矛盾消解路径 　　摘要：中国在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后，政治体制改革将为长期困扰社会的经济与伦理之间矛盾的消解提供强大的干预力量。公众广泛参与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直接化解部分伦理困境，政府将工作重心由经济建设转向社会和谐，也将大大减少社会公众对政府和资本的伦理诘责。 　　关键词：伦理；政治体制改革；公众参与；重心转移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4—0131—04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也将开始，它将对经济与伦理关系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解决经济与伦理背离这个现实问题，对消解长期被社会诟病的“资本不道德”问题，提供新的探究视角和更宽阔的研究视野。 　　一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计划经济实施了三十多年后，在全球化场景下展开的社会转型，既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更没有成熟的理论拿来指导，“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历程的生动写照。改革之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计划经济体制所推崇的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精神，与市场经济所依托的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等伦理教条大相径庭，因而改革的困难可想而知。 　　资本的力量是强大的，资本是市场的主角，市场经济为资本提供了无限的舞台。马克思曾经感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也同样创造了人间奇迹，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一座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社会财富翻番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明显提高。改革不仅使全国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在相当范围内消除了贫困。财富创造的示范效应，使国人追逐财富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市场的气息，每一个人群、每一个街道甚至每一片树叶都无法躲过资本的扫描。资本不仅抢了国人的眼球，还占了国人的心灵。资本赢得了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 　　但是，在???市场交易却无市场伦理，有逐利的渴望却无对贪婪的自制，有利己的正当性理论鼓吹却无外部的严密法律控制的社会环境中，资本犹如脱缰的野马、出笼的猛兽，肆无忌惮地满足着对财富的占有欲，欺诈、失信、贪腐甚至暴力与血腥等伦理及远超伦理底线的恶性问题泛滥成灾。在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为了迅速实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家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来剥夺农民的土地，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的圈地运动。针对资本主义产生初期统治者对农民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暴力掠夺，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判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市场经济最基础的条件正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货币资本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如缺少这样的条件，社会则仍旧处于田园诗般的自然经济状态，就无法向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进步。不可回避的是，中国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也是创造市场经济基础条件的进程。这个过程是令人欣慰的，开发区、工业区遍地开花，高速公路成片连网，城镇规模越来越大。这个过程也是令人担忧的，农民的土地被强制征收，农民、市民的房屋被强制拆迁，所获得的补偿却少得可怜，大量的农民被迫上楼、被迫进厂、被迫进城。除此之外，诸如地沟油、黑心棉、瘦肉精之类的严重违反商业伦理的案件，更是每时每刻撞击着人们脆弱且已经麻木的神经。资本的霸权已经超越了社会的伦理底线。 　　表面看来，无伦理的经济和无道德的资本，是当下经济与伦理背离的根源，其实权力与商业资本的联姻才是背后的推手。资本霸权地位的取得，社会伦理的屈服，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有其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制度被打破，新的制度还没建立起来，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制度约束，都处于变动不居状态，人们的价值观左右摇摆，不少人处在对金钱的渴望或是对道德的恪守的两难境地，资本的贪婪本性在这种制度真空中往往表现得更加露骨和无所顾忌。如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一些地方上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如雨后春笋。要扩大建设规模，要大兴土木，许多地方政府却并无稳定和雄厚的财税来源，能够打出的王牌只有卖地和引资。在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占到一半甚至更多。卖地，就要收农民的地，就要拆市民的房。无论是征收土地还是拆迁民房，政府并不是直接参与者，都是借助资本这只手运作的，资本不仅是政府征地拆房的得力助手，也成了政府征地拆房的利益共同体。在引进资本上，一些地方政府更是极尽讨好顺从之能事，对资本不仅给予许多投资优惠，对企业尤其是利税大户的违规失德行为更是进行无原则的忍让甚至包庇。这也正是资本霸权征服社会伦理、屡屡挑战伦理底线的原因所在。 　　二 　　英国理论家亚当·斯密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