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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运动动力结构文化与行动者 　　 摘 要：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社区运动的探讨主要从国家-社会关系、社会运动、都市运动以及公民资格四种研究路径出发。以这四种研究路径为线索对社区运动发生发展问题的回答，大都突出了结构、文化与行动者三方面的要素及其相互关联，认为其构成了社区运动的动力。本文梳理了中国城市社区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不同研究路径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彼此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区运动；研究述评；结构；文化；行动者 　　 中图分类号：C912.8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6-0094-05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房屋的私有化,街道层级的权力、财产、社区和基层组织的互动发生变化, 使得中国的邻里社区变成一个冲突与反抗, 以及社会变迁的基本领域。[1]社区运动大多是由于社区居民对某些强势集团或者地方政府政策不满，自身权益受到损害而凝聚开展的维权性集体行动。这样的集体行动往往因带有不同程度的抗议性，而与政府开展的社区建设运动有所不同。对于国内社区运动，一般关注的问题包括社区运动为什么发生，为什么能够持续，它的机制与过程是什么，等等。学界从不同研究路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大都突出了结构、文化与行动者三方面的要素及其相互关联，认为它们构成了社区运动的动力。本文目的在于梳理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不同研究路径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路径 　　就社区运动议题来说，这种研究路径侧重于分析国家与社会行动者各自的地位、角色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大致遵循着一种“权益损害—反应性行动”的二元分析模式。市民社会和国家与社会互动是它的两种基本理论取向，尽管两种理论关注的具体问题有所差异，但根本问题指向都在于国家控制下的社会是如何生长出抗议或自治的空间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何在社区运动的推动之下重构的。 　　1.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关注“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2]业主大会、业委会等社区中的公民组织力量是市民社会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 　　住宅的私有化导致了利益的组织化，进而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公民组织。公民组织的发展，体现出来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这种逐步上升的结构性力量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业委会的出现可能意味着一种社会基础关系结构的根本转型。[3]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业委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针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维护业主的权益，这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4]国家从一个管理者转变为仲裁者，而住房使用者从一个被管理者转变为自治者，物业运作逐渐摆脱国家一元控制与全权性操纵的局面，发展为一个具有市民社会性质的新公共空间。[5]这种新公共空间对城市基层治理形成了挑战，挑战的关键之处在于是管理公共（群众），还是公共（实施）管理。[6]如果用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社区运动，就必须证明社会力量在脱离国家控制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及在推动基层政治改革进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能力，但是从业委会或居民自发组织的产生和实践来看，“正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才使社会获得了准生证，在国家的保障下社会才有了成长的空间”。[7]房产私有者群体在维权过程中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但这种推动是有条件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在制度上的创新和支持。[8]当前城市业主维权运动面临的共同困境表明，尽管转型时期的权力多极化趋势明显，但“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的权力再分配机制决定了当前权力分布的不对称和失衡状态，即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水平呈依次递减的格局。[9] 　　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国家与社会相互制衡的关系模型，但当代中国的现实与这一模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业委会组织与居民行动很少表现出制衡国家和有效推动国家基层治理改革的倾向。因此，一些研究者转而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来分析社区运动。 　　2.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核心应是社区自治，但“就现状来说，国家权力并没有完全从社区撤离，也不可能从社区撤离”。[10]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强调社区运动中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三者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及行动都是互动的结果，最终的结局是社会力量为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联合）所消解，“行政吸纳社会”。业主组织、资本组织和行政组织，围绕利益、权利、规则而建立起的复杂博弈关系及表现出的内在延展逻辑，证明着政治国家的原点乃是日常社会生活的自然延伸。[11]解决业主维权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建立业主、开发商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12]王艳认为，维权精英适当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