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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学与科举文学关联互动 　　摘要：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关键词：科举学；科举文学；科举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25-08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AFA110008） 　　作者简介：刘海峰，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科举学是近年来日趋活跃的一门专学，科举文学是逐渐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专题，两者关系密切。笔者曾发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阐释了科举文学的概念，分析了科举文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从科举文学走向科举学等问题。本文将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梳理唐宋科场中经术与文学之争的脉络，探讨科举评价与科举文学史的重写、科举文学研究与科举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一、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文学科举产生了科举文学，科场中产生的试帖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以文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宋古文运动、元代戏曲、古代文论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科举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两代大部分小说或多或少与科举相关，或者至少找得到科举的痕迹。 　　取士应该以经学为重还是以文学为主，曾经有过曲折反复和激烈争论。在实行科举制的1300年中，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丽的写作章法等。文学才能向来是科举取士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 　　初唐史臣对文学的功用已有精炼的概括。魏征等在《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轭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姚思廉在《梁书·文学传序》中也说：“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 　　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自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以后，“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唐玄宗在位的盛唐时期是最重视以文学取士的时期之一，进士科被称之为“词科”，进士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响也迅速增大。随着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成为主要内容和录取标准，甚至以诗“赎帖”取代经学考试内容，进士科的文学考试性质日益明显。“国家代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章”；“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士，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今则仕由文学，著官至清显”；“当今由文学求用”。这类说法在唐人文集中经常可以看到。 　　“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随着进士科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距离也愈来愈大。因此，在许多中唐士大夫看来，进士科乃离经叛道，于是出现了激烈的经术与文学之争。这种争论在唐后期到北宋中叶之间延续，并往往与科举取士中的子弟寒士之争、区域公平之争等交织在一起。 　　宋代的经术与诗赋之争愈演愈烈，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冲突阶段，许多著名人士都卷了进去。在北宋中叶的两派争论中，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属于经术派，欧阳修、苏轼等属于文学派。他们在主持科举考试时，或侧重文学辞赋，或侧重儒家经典。到后来，为平息长期以来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此为倡导进士分立经义与诗赋两科取士的开端，然而，以北方人士为主的洛党力主以经义取士，反对恢复诗赋，而以南方人士为主的蜀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