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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搬迁中传统风俗重塑及其例行化 　　摘要：社会变迁带动了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在移民搬迁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导致乡土社会中的互助基础渐趋薄弱，移民搬迁与农村空心化共同构筑了传统风俗文化维系的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常规行动的传统丧葬仪式发生了改变，丧葬的紧迫性、公共性催生了刚性的市场需求，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产生了非常规行动——“仪式经济”。这种非常规行动通过例行化的逻辑产生新的风俗，从而完成了常规行动与非常规行动的交替过程，实现了传统风俗到新风俗的文化变迁。 　　关键词：移民区；传统风俗；丧葬仪式；文化变迁；例行化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098—05 　　一、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移民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发生的具体场域和社会交往互动的基本载体，从社区层面关注移民群体的日常生活，研究风俗的改易与重构过程，探讨其中的机制与逻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位于三峡库区的移民镇GZ镇丧葬仪式的演变为切入点，试图对文化的变迁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回顾 　　在GZ镇，移民的迁入伴之以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情况中描述、分析这些转变，需要选取一个具体的生活事实作为关注焦点，并以此进行拓展。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当地丧葬仪式经历了一个重要改变，即新风俗接替了传统风俗并为大众所认可和采纳。这个过程如何生成、这种形式如何生效、会在乡村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促使笔者思考。基于此，针对丧葬风俗变迁机制的研究成为本文探讨的核心内容。 　　有学者认为，“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的传统，它总是随着环境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以此来满足不同时期的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①。丧葬仪式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民俗，受到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时空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其内在意蕴和外在表现也处于变化之中。对此，本文选择非常规行动和例行化两个核心概念来建立丧葬仪式变迁的理论解释框架。所谓非常规行动就是行动者在安排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不按套路（或常规）出牌”，或者在例行化的行动程序和路径之外“另起炉灶”②。例行化是指日常生活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从而形成了固化的行动路径，“它所体现出的单调重复的特点，正是社会生活循环往复的特征的实质根基”③，具体表现为常规行动。本文围绕“常规行动—非常规行动”这一对行动范畴展开论述，研究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传统风俗演变的机制。 　　风俗演变通过个体的行动方式表现出来，而个体行动实 　　收稿日期：2012—06—04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移民搬迁中仪式经济与社区融入研究——以三峡移民安置为例》（2011C08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制度构建和创新发展研究》（10ASH006）；2010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华中师范大学重大预研项目《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研究》。 　　作者简介：张大维，男，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武汉430079）。 　　安真真，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武汉430079）。 　　吴渊，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武汉430079）。质上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术大师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吉登斯等对此均有经典的论断。对于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涂尔干、帕森斯都倾向于强调行动受规范制约的一面，认为个体将社会规范内化，并在行动中得以贯彻和强化，一旦超越社会规范，就会被社会所压制和纠正。韦伯则认为，社会结构是个人社会行动的集合，强调个体在社会行动中所赋予的主观意义，认为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不仅是社会构成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制度及其派生出来的秩序和规范的基础，因而个体并不是被动的受社会的控制，而是根据自己的理性而行动。随后，吉登斯做出了较为综合性的解释，他认为行动是一种惯例，即依据习惯而为的任何事情是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项基本要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将之例行化，并形成了固定化的行动模式，既可以限制个体行动，又可以促进社会结构的重构。 　　非常规行动与常规行动相对应，二者之间的差异形成了它们相互转化的张力，这其中蕴藏了社会变迁的可能性。将社会行动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到，行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从本质上来讲，非常规行动就是行动者在社会结构的制约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产生的。当常规行动能够满足行动者的个体需求时，行动者就会产生路径依赖，但是当常规行动受到阻挠或本身无法实现行动者需求时，行动者可能就会偏离例行化的路径，寻求新的行动方式来实现自我欲求，这种新的方式就是“非常规行动”。 　　非常规行动表明个人与社会相互矛盾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