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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民族文化彰显 　　摘要：作为五四前中国儒家经典英译第一人，辜鸿铭的英译活动致力于通过翻译改变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成见、提升中国文化地位。文章从“文化适应”“文化共核”“文化缺省”三方面出发，通过转喻视角审视辜鸿铭《论语》英译过程中出现的有意改写，着重分析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译者为彰显民族文化所做的翻译策略选择，并探讨译者所采用策略之于民族文化传播的效果，以期为辜鸿铭儒家经典英译活动寻找公允的历史定位。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翻译策略；辜鸿铭；《论语》；转喻视角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211?05 　　1972年，霍姆斯（J. Holmes）发表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被公认为翻译研究派成立的纲领性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学界打破原有的“原作中心论”，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前言里第一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①。译者由此从“舌人”“仆人”“隐身人”“媒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主体性及其“中心地位”得到确立。在全球化语境下，译者作为民族文化间交流的主体，其翻译活动及自身的发展和成熟正是构建民族认同、塑造文化中国的关键要素。从提莫志克（M. Tymoczko）“翻译的转喻性”（The Metonymics of Translation）[1]（41）思路出发，本文立足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联，考察历史语境下的译者风格和文化观念，力求通过比较、分析为辜鸿铭翻译活动寻找公允的历史定位，进而深化对典籍翻译传播活动的认识。 　　一、历史语境下的译者选材 　　1691年随着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的出版，《论语》首次转译到西方英语社会。然而这部仅80条短小而无趣味的“箴言”， 任何人读了以后都不会想作深入的了解[2]。辜氏之前的《论语》英译主要由传教士、汉学家进行，在他们笔下《论语》成为宗教附会或哲学诠释的工具性译本。古莱神父在出版自己翻译的孔子部分篇章时，也曾强调：“翻译目的不在于把中国智慧带给欧洲学者，而是用来当作工具，使中国人昄依基督。”[3]因此传教士或汉学家英译典籍的目的并非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作为自身宗教的补充或满足汉学研究的需求。辜鸿铭作为 “五四”以前中国英译儒家经典第一人，因其着眼于东西文化综合，致力于以儒家救世界，成为在西方产生一定影响的“东方哲人”[4]。而而学界就其翻译策略选择存在很大争议。毁之者多诟其不忠，如王国维在仔细研读辜氏儒家经典译本后，痛陈其中大小弊病，颇为刻薄，斥其：“以西洋哲书解释古书，谓之弥缝古人之说则可，谓之忠于古人则恐未 也。”[5]（195）或“东方主义”倾向②。而誉之者则认为他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并在西方思想界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人。在近代中国，辜鸿铭在欧美声誉之高几乎无人可与比肩③。 　　在辜鸿铭翻译活动近乎极端的评价背后，我们不可忽视翻译所发生的历史语境。1839年中英鸦片战争拉开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蚕食中国的序幕，辜鸿铭从事儒家经典翻译活动的时期，在政治上正是列强瓜分中国的高峰时期。中国人的“春秋大义”—《论语》英译出版之际正值维新思潮高涨的1898年，国人意借“欧风美雨”的洗礼向西方寻求真理，以达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之目的。西方的价值体系、思想意识形态已悄然嵌入国人的思维体系中。在这历史关键时期，“醉心欧化”狂热背后所隐藏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及西方“文化殖民”野心给传统民族话语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由是，辜鸿铭意图通过儒家经典翻 译求得西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理解和尊重，即希求他们不要怂恿和支持中国放弃传统儒家文明的 理想，一味“西化”；另一方面通过重新体认传统文化，表达其对国内羡慕西方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有意逆 反 [6]（45?52）。 　　二、译者动机与策略选择 　　德国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认为，任何行为都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其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7]。作为十载负笈西洋，深谙欧洲语言、文化，得到文、哲、理、工、神学等多个博士学位的辜鸿铭，在民族文化存亡之秋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文明复兴”这一口号，同时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