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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文化交流中借词现象 　　摘 要：“兼容并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点，“引进来，走出去”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亘古不变的双向模式，借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本文试分析文化交流中借词的来源、汉化现象、社会功能和使用原则等，在加深对借词了解的基础上来认识汉语词汇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借词 文化交流 来源 汉化 社会功能 使用原则 　　借词指的是一种语言从别的语言借来的词汇。借词也称为外来词或外来语。借词可分为广义借词和狭义借词。广义借词，指来自国内其他民族的借词和来自国外的借词。狭义的借词，指的是不同国家语言之间词的借用。本文所要阐述的是狭义借词，是不同国家语言之间词的借用。 　　一、借词的来源 　　可以说，只要是有生命力的语言，只要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就会有语言间的接触交流，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借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借词伴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接触而产生。汉语借词来自多个国家的语言，它既是物质文化交流、制度文化交流和心理文化交流的记录与印证，也是文化交际发展的必然结果。汉语借词的来源大致可分为：1.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同一客观事物的名称在另一方使用的语言中并不存在，因此借用以进行交际，如“咖啡（coffee）”。2.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名称，同时一方的某些词汇带有特定的文化色彩，能够更好地传情达意。为了顺利地进行交际，其中一方自愿做出“让步”，心服口服地吸纳另一方的词汇。汉语借词的来源，可以形象比喻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方立教授曾说过：“语言是动态的，各种语言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词汇缺项，需要借词。”由此，我们可知借词的产生既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汉语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借词的主要形式及其汉化过程 　　汉语借词的主要形式为音译、意译、半音半意和音意兼译四种。从古至今，大量借词进入汉语的词汇库。而汉语由于特定的汉民族心理，对借词有很强的同化力，由此产生借词的汉化。 　　借词在传入初期以音译为主，记录借词的汉字都是表音的符号。如“民主”起初根据“democracy”音译为“德谟克利西”，“青霉素”根据“penicillin”音译为“盘尼西林”，“电话”根据“telephone”音译为“德律风”。人们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语言使用习惯对听起来、念起来别扭的借词进行改造，于是借词慢慢出现了以形显义的意化趋势。上述例子中的“民主”“青霉素”和“电话”的演变过程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点。再如，汉代引进西域的葡萄，“葡萄”从“蒲陶”“蒲桃”“葡陶”和“蒲萄”一步步发展而来，最后定形为“葡萄”。两个字都带“艹”，符合汉语的表意规律。在汉民族思维的加工下，音译词逐渐转变为意译词。 　　除了音译词、意译词，借词还有半音半意的合译词和音意兼译词。汉语同化的作用和趋势更加明显了。如半音半意合译词的演变：“芭蕾舞（ballet）”从“芭蕾”演变而来；“酒吧（bar）”从“吧”演变而来；“啤酒（beer）”从“啤”演变而来。此外，“芭蕾”“吧”和“啤”还可以作为语素进行组合，如“芭蕾鞋”和“芭蕾服”，“吧台”“网吧”和“茶吧”，“扎啤”和“干啤”。而音译与意译合为一体的借词的出现，表现了人们更高层次的追求。如“迷你（mini）”“可口可乐（Coca Cola）和“脱口秀（talk show）”等词，汉语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从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借词之所以大多要经历汉语同化的过程，一是因为汉民族的具象思维特点和独特的审美观，二是因为汉语是表意系统文字，而借词一般都不是表意系统文字。汉字是象形文字，其表达功能的最大特征是会意性，甚至连偏旁也大多是带有意义的独立体，所以有时只要通过对字面进行语言学分析，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字的大意，甚至可达到“望形生义”的状态。而借词最初的记录方式是表音字符，表意系统文字和源头为非表音系统文字杂糅在一起使用，排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借词必须尽可能地带上汉字表意化功能的标志，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汉语结构系统，成为普通话词汇的成员。 　　三、借词在文化交流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 　　美国结构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在对借词现象的分析中，指出“文化上的借词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学习了什么”。语言是动态的，语言是对社会的记录。通过借词可清晰地看到：一个民族在什么时期从另一个民族身上学到了什么。如，佛教在唐朝时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传入，“心心相印”“循环”“因果”和“执着”等词语也适时地引进过来，并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既说明了唐朝对外开放的状态，也说明了佛教在唐朝传入中国并盛行。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上首先出现了表示民主和科学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之风便徜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里。经过人们思维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