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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戴季陶治边思想 　　摘要：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 　　关键词：戴季陶；边疆问题；治边思想 　　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096—05 　　戴季陶作为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和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同时作为蒋介石的密友和重要幕僚，对国民党制定边疆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在沟通国民政府与边疆地区的联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目前学界对于“戴季陶主义”、戴季陶考试思想、戴季陶外交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对其边政思想方面的研究尚嫌薄弱，诚为一大缺憾。①[1]有鉴于此，笔者试对戴季陶治边思想加以梳理，以作引玉之砖。 　　一、戴季陶关注和重视边疆问题的缘由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又名良弼，字选堂），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会，随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戴季陶是孙中山最得力的革命助手之一，但当孙中山逝世后，他曲解、篡改孙中山思想，发展出了“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早年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后来成为反共先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季陶倾力辅助蒋介石，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曾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达20年之久。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戴季陶是多变的。不过，他关注和重视边疆问题的立场则是长期的、一贯的。 　　戴季陶之所以长期关注和重视边疆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近代以来的国情和其家庭出身。戴季陶出生在四川，很小就受到四川人民反洋教运动的影响，对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深恶痛绝。戴季陶九岁时，四川著名的反洋教领袖余栋臣就义，后来他曾记述：余栋臣就义前，“乡民无论男女老少……求赦余蛮子（余栋臣）之死者，陆续不绝，盖无人不以此为爱国之士也。凡说评话唱金钱板者，均取为最好之题材，绘形绘影，赞德歌功。乡间儿童，试问其长大，将作何人，不曰余大爷，则曰蒋三哥（排教仇洋运动之首领）”。[2]（P545）显然，反对洋人洋教的余栋臣成为少年戴季陶的崇拜对象。在辛亥革命时期，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思想的戴季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边疆安危的重要关系。他说：“今日吾国之危机亦多矣，西藏之于英，蒙古之于法，满洲之于日本，皆岌岌不可终日者。徒以吾国奄奄弱见，无力与抗，故仍其刮剔而不敢动耳”，有鉴于此，他提出了“武力救国论”。[3]民国建立后，戴季陶仍然关注着边疆问题。1912年6月，戴季陶连续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今日之外交问题》、《川滇边防问题》等文章，对边疆安危表达了深深的关切。[4]戴季陶一生不但在思想上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边疆的分裂活动加以警惕，而且从行动上注意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尊严。在他逝世前不久的1947年，印度曾邀请戴季陶参加商讨亚洲问题的会议，但戴季陶发觉印度同时还邀请了西藏代表，遂拒绝参加此会。[5]（P382） 　　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宗教的态度上。戴季陶的祖父母、母亲都是佛教徒，他从小就生活在佛教家庭中，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后来他自己也笃信佛教，并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宗教是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戴季陶对边疆的重视，就有部分是出于对宗教的敬重，尤其是对佛教的敬重。由于这个原因，戴季陶对西藏特别关注，对西藏人民的援助亦竭尽所能。 　　第二，对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在戴季陶看来，“中国号称地大物博，盖合蒙疆藏边各地，始足于语此。若舍边地而言，本部诸省，则诚无当以地大物博四字也。”[6]戴季陶还认为，边疆民族与汉族是“同宗同族”的。他在给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写序时曾说，“汉族之与蒙古民族，系出一宗，族同一祖。但视其面貌骨骼，便已足信不疑。则两族者之当亲睦协和共图其存在发展，不带更述而自明矣。”他还将此推演到其他各少数民族，认为“蒙回俱族，其理亦同”。正是基于这一“系出一宗，族同一祖”的历史渊源的认识，戴季陶强调要加强边疆各民族的同化，以造成“形神具一的中华民族”及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7]这样，在戴季陶那里，边疆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各族人民实质上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边疆各民族在全国大家庭里就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理当与汉族一样受到重视。 　　第三，加强统治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