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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能否促进公共领域发展 　　摘要：本文从具体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分析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网络媒介的政治功能。本文认为网络互动通过构建一个公共的网络讨论平台，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自由，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发展。而由于网络互动中存在不少缺陷,如人们之间的沟通交往缺乏理性；虚拟的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割裂；网络权力精英的存在等对公共领域的发展提出了挑战。本文试图论证和说明：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但网络时代与公共领域的发展之间并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关键词：公共领域；网络；政治参与；理性沟通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把公共领域的机制从传统的媒体扩展到了网络媒体，与此同时媒介的具体传播方式也由传统简单的单向、点对面的方式发展到全新的方式，表现出自由性、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以及虚拟性等特点。人们逐渐生活在由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组成的世界中，那么网络时代能否为公共领域的构建带来一些新的契机？网络时代的来临对于公共领域的发展来说是丧钟还是福音？ 　　一、对“公共领域”的解读 　　（一）“公共领域”概念的梳理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贝马斯所创造，但公共领域概念能够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普适性概念则应归功于哈贝马斯。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和布鲁纳都研究过同一主题，美国哲学家杜威以及德裔犹太女学者汉娜·阿伦特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 　　公共领域概念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指涉并不完全相同。阿伦特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二十世纪的政治现象，她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生产——工艺——实践”的三分模式，将人类根本性的活动划分为“劳动——工作——行动”以及构建了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三分理论范式，她认为，劳动作为满足于生存必需品的手段和服从于生物本能的一种活动，正???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劳动和消费不过是周而复始的生物生命循环的两个阶段”。[1] (P.72)人在劳动中始终没有摆脱其动物性的自然存在而是受制于必然性，因此劳动属于私人领域；而工作是技艺者通过双手而制作出具有持久性的人造物，工作本身属于技艺者孤独的活动，但是所创造的东西从属于人类居住的共同世界，因此工作便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即工作相对应于社会领域；行动则是“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性的人之境况。”[1](P.1)行动相对应于公共领域，他人的在场保证了这个世界和人们自己的真实性，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个性。政治自由、公共性、多样性都是公共领域的特性，行动和言说是紧密联系的——“行动在言行中的彰显。”[1](P.138)公共领域的基本行动方式是言行并非通过暴力和强制。 　　可以说，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为哈贝马斯在更宽宏的理论视域上构建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更为厚实的理论平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2](P.32)可见，由私人集合而成的，介于国家与社会中间地带的公共领域，提供了针对于国家公共权力的批判空间，公众可以在该空间中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并参与政治活动而不受公共权力的干涉。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既与国家政治权力相对立，又跨越了个人和家庭的藩篱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同时它又把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并在两者间发挥桥梁作用。 　　尽管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强调“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2](P.1)但他关于公共领域概念和特征的界定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他认为公共领域具有平等性、公开性、讨论性、批判性，公共领域为公众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平台，在这个交往网络内人们可以对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的、平等的、理智的讨论，大众通过沟通意见达成共识。 　　值得提出的是，阿伦特对社会进行“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中，尽管社会领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公开性，但它只不过是一个放大的家庭，并不是自由人生活的政治空间而是披着公共性外衣的私人领域，因此在它的语境中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实际就是近代以来人们所说的私人领域。它的“公共领域”属于纯粹政治领域的概念，该概念的核心为人的“复数性”，公共领域正如一张桌子将围坐在它周围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同时又保证每个人的个性，因此在由行动构成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