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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主与公共治理制度变革逻辑 　　摘要：网络民主不是独立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第三种民主，而是在直接民主基础上对当代民主制度的丰富和发展。我们既不能片面地夸大网络民主，又必须正视网络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网络民主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政治现象。网络民主是对传统等级化集权管理制度的根本颠覆，它既是公共治理制度变革的产物，又深刻影响和促进了当代新型公共治理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网络民主；公共治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6010905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课题 　　作者简介：张登巧（1965-），男，湖南永顺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自近现代以来，“民主”已成为众多学者思想盛宴中的美味佳肴，但究竟什么是民主，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民主的本意是指由人民大众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共事务，是一种如何治理公共领域的制度设计。当代的网络民主既是对传统民主的丰富和发展，又深刻影响和促进了当代的公共治理制度的根本变革。 　　一、从“广场民主”到代议制民主 　　古希腊雅典时期的梭伦改革是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性质的改革。在当时，雅典社会主要由四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的贵族和平民有等级之别，重要事务都是由贵族决定，平民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平民因债务而受到氏族贵族的奴役，平民与氏族贵族的矛盾十分尖锐。公元前594年，“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成为平民与贵族斗争双方的仲裁人。梭伦改革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废除身份等级制，梭伦把全体公民按照收入的多少而不是按血缘关系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和义务，第一等级公民拥有的财富最多，权利最大，可以担任一切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拥有的财富最少，权利最小，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此外，梭伦通过设立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公民法庭等提高下层民众的地位和权力，如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四个等级的公民都是大会的参与者，公民法庭也是由公民抽签担任。[1] (P11) 　　以梭伦以及后来的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民主改革，其特点就是直接民主。广场是雅典人集会、议事和决策的重要场所，雅典人的“公民大会每九天召开一次。从公元前五世纪起，开会地点一般在卫城以西的普尼克斯岗。”普尼克斯岗就是雅典人的市政广场，它“呈自然斜坡形，因而坐在最后的人也能看见主席台。主席台由一块巨石凿成，台上放着一张精致的桌子。台前有一个祭坛，以供祭祀之用。台后有一块木板，算是主席的座位。”[1] (P11) 　　雅典人的政治活动不仅地点集中，而且程序简单、直接，这种情况与雅典乃至古希腊城邦的面积狭小、人口较少有直接关系。在几万平方公里的希腊半岛上先后建立起200多个城邦国家。古希腊最大的城邦——斯巴达的面积不超过1万平方公里，人口几十万。雅典更小，到伯利克里时代的繁荣时期，有公民40 000余人，其国土约为4 000平方公里,有的城邦面积不足1千平方公里，人口仅几千人[2](P22)。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古希腊那样的广场式民主便不再有可行性，“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 [3](P55) 　　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是西方从古代社会迈向近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所谓间接民主，就是由于人口众多、分散，每个公民不能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选出自己的代表管理公共事务，因此，间接民主也称之为代议制民主。“民主的单位越小，公民参与的可能性越大，公民把政府决策的权力移交给代表的必要性就越小；而单位越大，处理各种重大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公民把决策权移交给代表的必要性就越大。”[4](P119) 　　代议制民主正是因为其间接性,这就涉及到权利转让问题。雅典的广场民主不存在权利转让，因为每个公民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参与管理，但是在现在，从国家层面而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公民都是通过选举代表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也就是所谓的精英执政，人们将管理的权利转让给这些代表。霍布斯和洛克是西方权利转让理论的奠基者，但二者又有所不同。霍布斯是绝对转让论者。他认为在订立契约时每一个公民都把自己的一切权利交让出去，“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 [5](P131) 　　霍布斯强调每个人的所有权利都要转让，没有例外。而洛克主张人们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不能转让，在订立契约时交出的只是部分权利。二者的观点均触及到权利转让的实质。在民主社会，一方面，任何人都只是平等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