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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学史书写叙史策略和现实诉求 　　摘要：胡适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种“但开风气”的叙史方式——以呼应时代主题、推助现实社会变革的目的诉求对文学史进行“合目的”的建构。胡适为文学叙史背后始终有着文学史为时而著，治文学史以干预现实的目的。他把历史进化观念融入文学的进程，把“当代思想”放在白话文学逐渐演进的历史中展开，使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成了伴随社会变革而朝向更进步、更现代的开放性结构，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史书写实现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相互转化。 　　关键词：胡适；文学史书写；历史进化观；现实诉求 　　一、以时牵史 以史入时 　　自晚清以来的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可谓卓尔不群。它不是一部纯学术的文学史，这一点在学界应无疑义。“五四”时期力主文字改革的语言学家黎锦熙曾指出，《白话文学史》的前身《国语文学史》是“发潜德之幽光”，“是‘文学革命’之历史的依据”，也“含有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何止是“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胡著的要害就是为达社会革命之目的而在思想文化领域“托古改制”。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用历史上白话文学一路走强的历史验证语言变革的必要性，这与康有为托言孔子的改制如出一辙。 　　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及其《白话文学史》是为白话文“寻根”，为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张目，总的结论在书写之前就已设定——“大胆的假设”，书写不过是以学理探求的姿态排异求同、屈他就我的一个验证过程——“小心的求证”。胡著表面看来是历史的叙述，即以“历史的态度”叙述白话文学的历史，勾勒线索，探源讨流，揭示中国文学的演化规律，实质上是“以论带史”，即以现实的需求、主观的意图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进行“合目的的叙述”，在历史进化观念的支配下设置一个白话文学与古文文学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并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评述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不可逆转的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终点理所当然就成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起点。 　　接过晚清以来社会变革的接力棒，“五四”一代结合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总结此前社会变革的成败得失，深信要建立一个货真价实的现代民主国家，必须“重估一切价值”，进行脱胎换骨、除旧布新的思想革命，重建中国的社会伦理秩序和知识价值系统。可以说，“五四”一代走的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道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所包含的基本信念为，文化改革是其它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进一步设想实现文化改革——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革的最后途径是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即改变人的世界观。第一个层次是改变世界观，而世界观的改变将产生第二个层次，即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变，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胡适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直接关系到林毓生所说的第二个层次，也间接关系到他所说的第一个层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句见于胡适留学日记的话，是理解其历史观或文学史观的一把钥匙。他的历史观是从生物进化论衍化而来的历史进化论或社会进化论。有这种历史进化论，他的留学日记中才有“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才能在他那篇振聋发聩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看到“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看到“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的断语。西方社会进化论一经引入并在中国传播，史学领域便“轩然大波起”，用进化论打底的“新史学”应运而生。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或可称作复古观和循环观，60年一个甲子，治乱相环，历史总是循环往复的。好的过去必将复现于未来，复古便成当然之理。顾颉刚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来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胡适青少年时期深受进化论影响，后赴美留学，经过哲学的专业思维训练，社会进化论已经深入骨髓，成为他理解世界、应对人生、创造新知的根本信念和立言为文之本。他把“进化的观念”当作他留学时期的三种“起死之神丹”之一。他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神丹也：一日归纳的理论，二日历史的眼光，三日进化的观念。”“求学论事”原为“观物经国”，可见胡适的“学术”自那时起便是为经邦济国而非为学术而学术。他在《国语文法概论》中说“历史的研究法”是必备的方法，又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意都不在学术本身。“三术”是“神丹”，“起死”以为“新生”的对象是老大衰朽的中国。按胡适的比喻，“归纳的理论”、“进化的观念”和“历史的眼光”是起死回生的“神丹”，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