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扬先生对我国词典学和辞书事业重要贡献.docVIP

胡明扬先生对我国词典学和辞书事业重要贡献 　　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明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在深切缅怀先生一生语言学贡献的时候，不能忘记先生除了在诸多研究领域（语言理论、社会语言学、汉语语法、近代汉语、方言、对外汉语教学等）做出突出贡献外，还曾在一方园地辛勤耕耘过，并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就是词典学及辞书事业。在这一领域，先生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1）词典学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2）辞书编纂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贡献；（3）辞书编纂实践方面的贡献。限于笔者学力，本文恐难全面评价先生在词典学领域的贡献，只能就目力所及的资料从上述三个方面谈谈认识，也借此机会表达学生对老师的深切缅怀之情。 　　一、词典学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 　　（一）主持编写《词典学概论》 　　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持编写并通改的《词典学概论》（1982），是国内第一部词典学研究著作。该书与国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察了国内近几十年来（截至1979年）词典编纂的实际经验。内容包括单语语文词典的资料、选词、注音、释义，双语语文词典的资料和蓝本，词条的组织以及词典的体例、编排法等。因此，对我国的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纂工作有参考的作用。 　　关于这本书的编写缘起，先生在该书“前记”中说：“一九七八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语言学教研室的同志先后回到人民大学。我们鉴于近年来词典编纂工作正在全国蓬勃开展，而国内迄今还没有一部词典学著作可供参考，为此，计划编写一本《词典学概论》。”（胡明扬等1982）凡了解历史者都知道，那是国家刚刚结束“文革”、走出混乱局面的百废待兴的年代，先生就能把学术目光聚焦在词典学领域，要为我国的辞书理论建设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这无疑是一种富有学术担当的高尚品格的表现，也体现了先生在其一生的语言学事业中不断创新的精神。 　　先生近些年一直希望修订《词典学概论》，但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未能如愿，成为先生的一大遗憾。他临终前说：“（《词典学概论》）出版若干年后，商务印书馆的张万起先生曾与我讨论过修订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至今遗憾。”（胡明扬2011a）至于先生说的“种种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国度人人痛恨又感无奈的“谋人内耗”。许多人不清楚《词典学概论》为什么是五个人署名，而不是“胡明扬主编”。先生生前和我谈过，当年先生提出编写《词典学概论》的计划后，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在全系明确宣布“这本书由语言学教研室主任胡明扬担任主编”，但后来由于作者间有不同意见，先生为了“成事”，把书写出来顺利出版，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共同署名的方案。试想，如果当年先生不是顾全大局，着眼团结做事，纠缠于“主编”的名分，很可能就没有这样一部对辞书事业有重要贡献的《词典学概论》了。但也正因此，后来的修订工作未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辞书事业的一大损失。 　　（二）提出词典编纂的一些重要原则 　　1.强调语料 　　先生在语言研究中非常强调一切从语言材料出发，反对“空对空”。在辞书编纂实践方面，先生更是十分重视语言材料。先生在总结吕叔湘对词典编纂事业的贡献时指出：“从原始语料出发，而不靠编辑凭自己的脑袋去冥想苦想，这可以说是词典编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吕先生开了一个好头，遗憾的是后人并没有都继承这种优良作风，遵守现代词典编纂的这一经典准则。一个人的学问再好，知识面再宽，记忆力再强，也是有限的，没有语料，凭个人拍脑袋，怎么都比不过白纸黑字的语料。……有了语料，例句就比较可靠，义项也不至于遗漏，释义也不至于太离谱。这也是语料的价值。”（胡明扬2004a）先生1993年在谈到规范词典的编写问题时也指出：“新编一部规范词典没有丰富的语料是不能想象的。凭编纂人员拍脑袋或冥思苦想去写词条是早已落伍并且很不科学的方法，结果会是灾难性的。……国家语委正在建立大型语料库，应该把语料库的建设工作和词典编纂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规范词典要充分利用语料库的语料，把词典的内容建立在足够数量的语料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保证词典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胡明扬1993）先生的上述主张无疑是十分确当的，理应尽早在我国语文辞书的编纂实践中加以实现。大家在分析包括《现代汉语词典》在内的一些语文辞书时常常会发现一些释义、标注等方面的问题，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对语料的占有和分析的不足。没有对大规模语料的调查和分析，词典编纂中的遗漏或偏误也就在所难免。 　　2.关于义项排序 　　义项排序是语文辞书编纂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理论上必须面对的问题。先生在担任《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顾问的过程中，因为曾因义项排序问题和词典主持者发生分歧，他不主张按照词义的演化过程来安排义项顺序。李行健在怀念先生的文章中具体谈了这件事：“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就是词条的义项要不要按词义引申脉络排列的问题。这本来是王力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