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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光文学创作观念 　　摘要：司马光作为宋代的名臣大儒，有很大的空间进行学术探讨。司马光有着深厚的儒学积淀，同时又时刻以儒者的规范要求自己。本文由此从三个方面对司马光的文学创作思想进行论述：一是司马光对文学“文以载道”、“有适于用”的文学功用的认识，二是司马光对文学创作诚实不虚、严谨朴素的态度，三是司马光在诗歌创作与鉴赏方面对隐逸生活、平淡闲远的追求。 　　关键词：司马光；朴儒；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6-0180-005 　　司马光是宋代的名臣大儒，一生著述极丰，根据《郡斋读书志》所载，司马光共留下经学、史学、哲学著作三十余种。司马光在史学领域地位崇高，其所著《资治通鉴》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1]，与司马迁并称为史学界的“两司马”。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2]卷八十五。司马光的文学成就不如史学、经学耀眼，然而著作繁富，成就斐然，如今留有赋一卷，诗十四卷，制诰、奏议、章表四十三卷，书启、论说、纪传、杂文十四卷，序跋、《疑孟》、《史剡》、《迂书》等二卷，墓志、祭文、青词等六卷。司马光留下的大量著作，为研究其文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司马光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实为自谦之词。司马光在《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中说：“光性愚鲁，自幼诵诸经，读注疏，以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前贤高奇之论，皆如面墙，亦不知其有内外中间，为古为今也。比老，止成一朴儒而已。”[3]453司马光自诩“朴儒”，结合司马光的立身处世、学术观点来说，这一自诩可谓恰当。司马光的文学创作观念也都明显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本文对司马光的文学创作观念从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及诗学倾向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序》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4]9607这是司马光治《资治通鉴》的初衷，即从繁多的史料中撮其精华，汇为一书，务为可用，于军国政事有益。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书》中也曾说：“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或并存之。”[3]1743这是与范祖禹讨论《资治通鉴长编》的书信。在司马光看来，若是诗赋仅有文采，连《长编》也可弃之不取。《长编》对于史料具有收集性质，务为广博，“弃之不取”可见司马光对诗文之“用”的重视。而有益之文，诗赋、诏诰、怪诞、诙谐等文章都可以选用。《资治通鉴·陈纪二》记载了隋治书侍御史李谔的上书：“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4]5476这是李谔对江左文风的批评，也可视作司马光的代言。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资治通鉴》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即屈原在《通鉴》中无一字提及。 　　对于这一问题，有些读者将其理解为司马光对于屈原“露才扬己”、“暴露君恶”的行为不以为然，因而不屑齿及。更有甚者，将司马光列为屈原的对立面，如闻一多曾说：“我记得，至少有两人了解屈原，一个是教人‘痛饮酒，熟读离骚’的王孝伯；一个是在《通鉴》里连屈原的名字都不屑一提的司马光。前者一个同情的名士，后者一个敌意的腐儒，都不失为屈原的知己。”[5]这未必是司马光的原意，司马光并非敌意屈原，在七言绝句《醉》中有句云：“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如五律《五哀诗·屈平》有句：“冤骨销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可见，司马光不仅同情屈原，对于《楚辞》也报以极高评价。之所以在《资治通鉴》中对屈原只字未提，恐怕是由于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严格的取舍标准。《邵氏闻见后录》卷十曾说：“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3]2042或许在司马光看来，辞赋仍属于“载之空言”，因而不仅在《通鉴》中不提《离骚》，甚至连屈原的事迹也只字未提。 　　司马光对藻绘雕饰的文辞不以为然。司马光在《答福昌张尉耒书》中说：“然窃见屈平始为《骚》，自贾谊以来，东方朔、严忌、王子渊、刘子政之徒踵而为之，皆蹈袭模仿，若重景叠响，讫无挺特自立于其外者。”[3]1285司马光对于屈原以后的赋作家几乎一概抹杀。司马光自身创作也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