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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颖达对《诗经》“六义”问题贡献 　　摘要：“六义”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命题。但是对于“六义”与“六诗”的关系，以及“六义”中风雅颂与赋比兴的关系等问题，自汉代以来一直悬而不解。初唐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编撰《毛诗正义》，他广泛吸收了唐前的文学理论，以哲学思辨为方法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体三用”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关“六义”的系列悬疑，“体用”说强调“六义”的经学意义，表现了服务现实的政治性，而且为其后《诗经》“六义”问题的研究起了导向的作用。 　　关键词：孔颖达；诗经；六义；体用说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56-04 　　基金项目：第47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00471512)。 　　作者简介：韩宏韬(1970－)，男，江苏丰县人，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史学博士后。 　　一、《诗经》学史关于“六义”说的悬疑问题 　　在《诗经》学史上，往往存在这样的疑问：“六诗”是不是六类诗?“六义”和“六诗”是不是两个相同的概念?“六义”之间是并列还是主从?为什么《诗经》中只有风、雅、颂，而没有赋、比、兴?诸如此类，在初唐孔颖达主撰《毛诗正义》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六诗”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六义”则最早见之于《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六诗”与《毛诗序》“六义”所述六类术语和错综次序完全相同。但是，两者究竟是何关系呢?郑玄曾为群经作注，注《周礼》，也笺《诗经》。他注《周礼》“六诗”云：“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郑玄对“六诗”的六项内容从写法的角度逐一作了解释，看不出与“六义”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他在笺《毛诗》的时候，没有解释“六义”。不过，“根据用词看来，表明他是依据《毛诗》的风、雅正变及美刺说来作解的。也就是说，他把《周礼》的‘六诗’跟《诗序》的‘六义’似乎等同起来，故笺《诗》时于《大序》‘《诗》有六义焉’下无解，表示解彼见此之义。”但，郑玄毕竟没有明说，“六诗”与“六义”关系的问题仍然悬解。 　　并且，又因此而生发出更多的疑问：“六诗”是否就是六类诗?为什么《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类诗，而没有赋比兴?为什么《周礼》言“六诗”，而《毛诗序》言“六义”?如东汉郑玄的学生张逸就问：“何诗近于比、赋、兴?”(《关雎序》疏引)意思是说，张逸怀疑“六诗”就是六类不同的诗，但是，逸见风、雅、颂有分段，以为比、赋、兴亦有分段，那么，《诗经》中也应该有全篇为比，全篇为兴者，因此想请教郑玄一一指摘。于是郑玄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关雎序》疏引)郑言简质，没有正面的直接答复，因此可能有这样的理解：“或以为郑云孔子已合于风、雅、颂中，则孔子以前，未合之时，比、赋、兴别为篇卷。”(《关雎序》疏)，意思是说，有人以为郑玄所言“六诗”就是六类诗。赋比兴已被孔子合于风雅颂中。但如此一来，则又产生“析出赋比兴，则无风雅颂”的新矛盾：“若然，则离其章句，析其文辞，乐不可歌，文不可诵。且风、雅、颂以比、赋、兴为体，若比、赋、兴别为篇卷，则无风、雅、颂矣。”(《关雎序》疏)可见，“六诗”与“六义”的关系，以及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关系等问题，是症结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那么，诸多困惑仍然无法得到合理地解决。孔颖达编撰《毛诗正义》正是带着这种困惑，继续进行探索。 　　二、孔颖达关于“六义”说的“体用”阐释 　　(一)孔颖迭《诗经》“体用”观的内涵 　　首先，《正义》直言“六义”就是“六诗”，使郑玄以来较为含糊的问题明朗化。那么，为什么《周礼》言“六诗”，而《毛诗序》言“六义”呢?《正义》曰：“上言诗功既大，明非一义能周，故又言‘诗有六义’。《大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径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关雎序》疏)也就是说，《正义》将“六义”和“六诗”等同，最直接的理由是《周礼》和《诗序》的语言环境不一，表达方式不同使然。此外，还有潜在的条件。第一，时代的思维习惯，即，汉代以后“以义为用”的经学思维。朱自清说：“郑玄注《周礼》‘六诗’，是重义时代的解释。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诗大序》改为‘六义’，便是以义为用了。’”从《诗》中阐释出政教大义，是经学时代的追求，不仅《诗序》、郑玄如此，到了唐代的孔颖达等儒者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