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对《中庸》“致曲”诠释.docVIP

论朱子对《中庸》“致曲”诠释 　　［摘　要］　《中庸》有“其次致曲”之说，朱子解之为将人身上“善端发见之偏”推致极处的一种工夫。其实，所谓“致曲”之工夫，亦即是朱子《大学》诠释中的“格物致知”之工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学》《庸》诠释的贯通处。 　　［关键词］　致曲；格物；致知 　　［中图分类号］ B244.7［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6—0046—05 　　一 　　按朱子《中庸章句》所厘定，《中庸》之第二十三章为“致曲”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朱子与《礼记正义》对《中庸》之分章多有不同，但两者都将从“其次致曲”至“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断为第23章。本章承上章“天下至诚”章而来，朱子以为“天下至诚”章论“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1］（P32-33）即圣人之至诚尽性而与天地同流，故朱子于此下一按语说“言天道也”［1］（P33）。而未及圣人者，即于二十三章之论“其次”者，朱子称“其次，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　［1］（P33）既然“诚有未至”，则必须有学者之工夫，故朱子之按语称“言人道也”［1］（P33）。就此章而言，由“致曲”，而有形、著、明、动、变、化之功，从而上达天道至诚之妙。故这里论工夫之关键，便在“致曲”两字上。那么，“致曲”之作为学者之工夫，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夫呢？学者论朱子之工夫，似乎较少有关注到这一点，故本文拟从朱子对“致曲”的诠释入手，从一个侧面来看朱子之工夫学说。 　　二 　　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说： 　　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1］（P33） 　　就这里而言，要点显然有二：其一之作为工夫本身的“致”，朱子训为“推致”，《朱子语类》卷六四称“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极”［2］（P1574），说得更为清楚，这与朱子之训“格物致知”之“致”为“推致”是一贯的；其二，则训“曲”为“偏”，此“偏”为“善端发见之偏”。不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何为“善端发见之???”？这一“善端发见之偏”之发生是如何可能的？进而如何推而致极此一“善端发见之偏”？或者说，“致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夫？对于这几个问题，在《章句》中朱子似乎语焉不详，不过，在相关的《朱子语类》、《中庸或问》以及朱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其中的脉络所在。《中庸或问》曰： 　　人性虽同而气禀或异，自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已完具；以其气而言之，则惟圣人为能举其全体而无所不尽，上章所言至诚尽性是也。若其次，则善端所发，随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义，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发见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于乎其极，使其薄者厚而异者同，则不能有以贯通乎全体而复其初，即此章所谓致曲，而孟子所谓扩充其四端者是也。［3］（P92－93） 　　《语类》卷六四亦论之颇详，我们这里略选数则来加以考察： 　　1.曲，是气禀之偏，如禀得木气多，便温厚慈祥，从仁上去发，便不见了发强刚毅。就上推长充扩，推而至于极，便是致。气禀笃于孝，便从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浑然是孝，而无分毫不孝底事。至于动人而变化之，则与至诚之所就者无殊。［2］（P1571－1572） 　　2.刘潜夫问“致曲”。曰：“只为气质不同，故发见有偏。如至诚尽性，则全体著见。次于此者，未免为气质所隔。只如人气质温厚，其发见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义底分数；气质刚毅，其发见者必多是义，义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数。”［2］（P1572） 　　3.问：“‘其次致曲’，注所谓‘善端发见之偏’，如何？”曰：“人所禀各有偏善，或禀得刚强，或禀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它身上更求其它好处，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极其全。恻隐、羞恶、是非、辞逊四端，随人所禀，发出来各有偏重处，是一偏之善。”　［2］（P1573） 　　4.元德问“其次致曲，曲能有诚”。曰：“凡事皆当推致其理，所谓‘致曲’也。如事父母，便来这里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友，便推致其信。凡事推致，便能有诚。曲不是全体，只是一曲。人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极，则能通贯乎全体矣。”　［2］（P1574） 　　从朱子的以上论述看，“致曲”之“曲”，是人的“善端”之“偏”，而人之“善端”之所以有此一“偏”，其源头在于人所禀的“气质”。在朱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所共同禀有《中庸》开篇所说的天命之性，此为人性善之保证，亦即伊川所谓“性即理”意义上的性。就此天命之性或本然之性来说，是人所共有，即每一个人都具有仁义礼智之性，那么理论上讲，每个人在现实中就应该是善的，所以孟子道性善，亦即上引《中庸或问》所说的，“自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