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新士人”在明清政治文化承接中重要作用.docVIP

论清初“新士人”在明清政治文化承接中重要作用 　　摘要：“新士人”是指出生于明末清初，未曾入仕于明朝而为清廷效力的新的士人群体。 他们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动荡，饱尝了民间疾苦，继承了明末士人的文化理念，并萌生了拯世救人的志向，在清朝士而入仕，他们的出现使清初文化风气为之一变，由哀怨凄厉转为平和中允、清明广大，更为盛世文人的华丽出场作好了铺垫。 　　关键词：“新士人”；士而入仕；政治观；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181－005 　　“新士人”是指在明末清初这一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在清朝初年入仕清廷，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清朝统治者的第一批士人群体。他们入仕于清廷政府，成为“一批本质上有别于遗民士人的新士人”［1］，是开启清初盛世气象的“有清一代”典型。在明末清初充满国仇族恨的社会氛围下，由明入清的士人的政治处境比较尴尬，因此他们或不问世事、安贫守节，或屈于形势与异族统治者妥协周旋。“新士人”却没有一身事二主的顾虑，出仕行仁且较少受到舆论非议，在为清廷服务的同时始终能保持平和自然、荣辱不惊的心境。 　　一、 出仕而行仁——“新士人”群体形成的 　　政治背景及其特点 　　如果将清朝初期的士人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明末清初的遗民群落，曾活跃于明朝政治文化领域，受明朝知遇之恩并对其怀有深厚感情，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二是叛节“贰臣”，一身而仕两朝，既未做到对前朝尽忠，又为新朝所猜忌，因此为世人所诟病，在忠清与复明的两难中徘徊，以钱谦益等为代表；三是国朝“新士人”群体，是清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文人，以南施北宋等“燕台七子”为代表，他们反映了文人事功心态的回归；四是“盛世文人”，出生于清初时期的清朝宠儿，已融入清初盛世气象，代表了甚至是推动了清朝政治文化新风貌的确立，以王士禛、沈德潜为代表。 　　“新士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于前明万历、天启年间，青少年之际遭逢鼎革，然后在清初通过科举而入仕” ［1］。从政治地位上来讲，他们一般处??统治阶级中层，虽未能入主中枢内阁，但却是为政一方的大吏，对地方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完全不同于明末遗民，也不同于叛节文人，他们有着积极的事功心，没有赎罪的包袱，在他们身上，儒家积极入仕的理想重新抬头。“新士人”群体的出现标志着清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建立根基，满族统治者与汉族文人间的磨合初见成效，清朝的存在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可以说，“新士人”是应运而生的，是清初政治稳定的体现，也是清朝盛世气象的先兆。“新士人”的逐渐成长反映了反清复明理念的渐渐淡化，同时又开启了清朝盛世文人政治观念、文学思想的先声，其承前启后作用应当为研究者们所重视。如果我们忽略了“新士人”这一群体的存在意义，那么从明末至清初这一阶段的文学审美、文学评论观念的转变将失去了衔接。 　　（一）平和中允的政治价值观 　　“新士人”与遗民年龄相差无几，大致生于17世纪20年代前后，如遗民代表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吴嘉纪（1618-1684）、方以智（1611-1671）、钱澄之（1612-1693）、归庄（1613-1673）、侯方域（1618-1654），与“燕台七子”中的施闰章（1618-1683）、宋琬（1614-1673）、严沆（1617-1678）、丁澎（1622-1686）等年龄相仿。二者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个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教育背景及个人遭际不同造成的，正如《明清易代后诗歌思想的继续发展》一文所言：“这是一代充满矛盾的士人。他们之不同于遗民士人，是因为他们虽生前明，但年纪尚小，使他们对前明并无甚深之眷念。他们又不同于纯粹由清廷培养出来的国朝诗人，因为他们毕竟生于前明，又身历易代，对前明还有一种内心深处的认同。”［1］ 　　“新士人”体现出的“矛盾”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相较于遗民士人和叛节“贰臣”，“新士人”们的政治抉择较为自由，不用背负前朝恩宠的包袱，也无需承受道德谴责，在两朝更替之际，“新士人”才能保持平和中允的心态，在作品里歌颂抗清义士的坚贞不屈，在生活上与遗民们融洽相处，同时又身处统治阶级阵营，对新朝一统气象进行讴歌。需要指出的是，“新士人”对前明的认同仅仅是对前明文化的认同，歌颂的不是义士们反清复明的行动，而是其执着的精神、高尚的节操。这种“认同”是对社会多种意识形态的包容和并蓄，客观上促使了两朝的更替更加迅速和浑融，在本质上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主张保持了一致。如《清史稿》记载汤斌曾向顺治请旨：“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受到了冯铨、金之俊的弹劾，然而顺治却“特召至南苑慰谕之”。这件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