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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中国英语戏剧改译“中国化”策略 　　摘要：英语戏剧的改译和演出是现代中国剧坛的重要现象，而改译必须采用相应的中国化策略。改译本将故事移植到中国的某个地域，通过空间场景的置换为故事添加某些现实因素；将故事设定在中国的某个特殊时间，使改译本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赋予剧中台词、人物姓名具有本土文化意蕴的特殊涵义，并通过对道具、配乐等视听因素的细节处理使观众感到熟悉和亲切。借助这些手段，改译使异域的人物和故事实现中国化，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为当下乃至未来戏剧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英语戏剧；戏剧改译；中国话剧；戏剧演出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035-07 　　中国话剧起始于英语戏剧的改译和演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话剧传统之前，通过改译西方的剧本，使之适应中国舞台的需要成为中国现代剧坛一种常见现象。“所谓改译（也称改编），是将原作的人物、地点、情节部分或者全部中国化：人物用中国姓名、故事发生在中国、内容也换成读者（观众）熟悉的样式。”剧作家通过对英语戏剧的改译，揣摩和借鉴其编剧技巧，提高了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改译剧本的演出，为中国话剧和电影训练了大批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也激发了中国观众对话剧的观赏兴趣，培养和提高了观众的审美素质。英语戏剧的改译过程是理解西方戏剧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过程，同时也是话剧在中国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探索过程。英语戏剧的改译和演出既推进了中国民族话剧的产生和发展，规范了戏剧的演出，也促进了不同于传统戏曲的舞台布景等等的发展和成熟。成功的改译剧作是对西方戏剧的补充和丰富。英语世界和现代中国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英语戏剧的改译和演出过程既承载也折射着东西方民族两种文化体系之间某些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意义。 　　关于中国现代改译剧的研究，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刘欣著《论中国现代改译剧》等成果，但对于英语戏剧在中国现代的改译和演出却只有零星的或者附带的论述，如王建开著《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刘海平、朱栋霖著《中美文化??戏剧中交流——奥尼尔与中国》，吴戈著《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以及几篇单篇论文。上述研究都是极有价值的文化或文本解读，但是戏剧的改译不同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翻译，后者只要在文本上既传达出原作的精髓，又符合翻译接受者的语言习惯和理解能力才是非常成功的译本，但剧作的改译却另有衡量的标准——那就是演出。话剧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舞台艺术，文本阅读虽然是话剧很重要的接受形式，但不是最主要的接受形式，舞台才是话剧的生命所在，剧本的好坏最终必须也只能通过舞台来检验。本文从舞台演出实际的角度来探讨英语戏剧在现代中国的改译和演出中体现的中国化策略。 　　一、空间场境的置换与现实感的获得 　　戏剧情境由时（时间、时代）、空（场景）、事（故事情节）三者组合而成。其中，时空的转换能很好地突出改译本的地域性特征，再现民族生活的现实场景，为观众对“事”的接受提供了有效的物质前提。中国现代英语戏剧的改译多把大都市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例如上海。一则因为那里在战前是中国演剧活动的中心地区，二则因为上海有租界。上海人在上海看戏，当然看的是洋场生活和心理。著名的改译本中，例如《少奶奶的扇子》《梅萝香》《说谎集》《荒岛英雄》《同胞姊妹》《上海大律师》《一百二十五两银子的面孔》《寄生草》（朱端钧改译本）、《家长》等均把故事的发生地选在上海，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改译者对于洋场文化的批判。此外还有在平津地区的改译活动，如李健吾改译本《撒谎世家》和《十三年》、林超贞改译本《理想的良人》等故事发生在北平；张彭春、曹禺改译本《争强》的故事发生于天津。 　　改译本把故事的发生地多置于大都市，与改译者对大都市中人情世态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例如李健吾改译的《说谎集》。这是一部结局出人意料的独幕剧，一对情人的诗稿落在了丈夫的手里，为了让丈夫相信他们之间没有感情纠葛，“她”恳求“他”否认诗是献给“她”的。丈夫相信了这一点，但随即大怒，认为这是对于“她”的侮辱乃至于对于他们夫妻俩的轻视。当“他”最终忍不住说出真相时，丈夫转怒为喜，恳请由他出资出版这些诗稿。这部剧的喜剧性来自于一个天真的但是“成长的太快”的年轻诗人、一个虚荣心强烈得足以忘却自己的丈夫和一个玩感伤的感情游戏的女骗子。有趣的是，在李健吾为该剧所写的序言的最后，他以近乎俏皮的语气自问自答，在上海能否有这样一出戏，尤其是有这样怪异的丈夫？李健吾说他不准备告诉观众答案，而要让观众自己从戏中看出各自的答案。但是他又说：“在畸形发展的大都市里面，什么也是可能的”，即丈夫这样怪异的人性是畸形的大都市的产物。这部剧的人物关系和结局让人真有些莫名其妙、啼笑皆非。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女人把两个男人玩于掌上，其实，让两个男人尤其是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