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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近代科学共同体兴起 　　摘要：中世纪大学培育了西方学术活动的自由意识和宽容意识的社会文化氛围。17世纪时，关于自然的学术研究活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然科学研究由个人事业或兼业向社会事业和专门职业转变。从1560年创立的那不勒斯“自然秘密研究会”，到17世纪40年代成立的英国“哲学学会”，开启了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时代。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等综合研究机构，以及天文台等专门研究机构在欧美的普遍建立，奠定了科学共同体制度化的基本格局。在这一转变中，国家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物质支持至关重要。 　　关键词：社会文化氛围；自由主义；科学共同体；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N　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6-0471-06 　　18世纪，在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洪流荡涤，以及在怀疑主义思潮和相继发生的启蒙运动潮流的冲击之下，西方科学思想中出现了追求智力独立或者智力绝对自主的普遍倾向。这种“自主性”，一方面指科学照料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指科学独立于外部权威（如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并且意味着独立于行使这种权威的那些人的任何具体兴趣。而且，这种自主不仅限于观察、方法和理论观点方面，也包括研究目的；科学课题与正确的或者善的生活课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近代科学全然是一种社会制度的重新构造。 　　一、自由主义的兴起：近代科学共同体兴起的时代精神氛围 　　中世纪中晚期的大翻译活动和大学的出现，标志了欧洲智力活动的“中世纪复兴”，其直接结果是导致作为西方近代史开端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欧洲学术活动的中心场所，大学这种学术机构的大量创立，无疑造就了西方学术活动在自主自治制度实体上的重大突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学术实体持久地培育了西方人关于学术活动的自由意识和宽容意识这些必备的社会文化氛围。大学“与教会学校比起来，更代表着一种自由和开放的近代精神”。但是，无论是智力上的自由，还是制度上的自由，这种“近代气息”主要存在于大学文学院中，正是那些人文主义学者首先冲破了来自方方面面“权威”的强势樊篱??? 　　到16和17世纪，与世俗力量的崛起和教会势力衰落并行的是一股持久的自由主义潮流。英国和荷兰是西方近代初期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最初的自由主义带有明显的清教主义新教特征。它虽是新教，但不是马丁·路德式的狂热新教派；它维护宗教宽容，反对宗教战争；它崇尚贸易和实业，支持方兴未艾的中产阶级而不支持君主和贵族；它十分尊重财产权，特别是个人凭劳力积蓄下来的财产；它限制世袭主义范围，赞同一切社会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体。无疑，起初自由主义的趋向是一种以财产权调剂了的民主主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 　　罗素指出：“初期的自由主义充满乐观精神，生气勃勃，又理性冷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增长中的势力。”17世纪时，自由主义成为一股解放力量，“它解放了那些实践它的人们，使他们摆脱了垂死的中世纪传统仍然不肯放手的一切暴政，包括政治上的、宗教上的、经济上的和智力上的暴政。同样，它还反对极端主义新教各派的盲目狂热，并且拒绝承认教会在哲学、科学问题上享有合法权威”。 　　在这股自由主义思潮中，洛克对于政治哲学的影响十分重大长远，他不但是认识论哲学中经验主义的奠基者，同样也是政治哲学上自由主义的始祖。罗素说：“洛克把爱真理这件事看得万分重要；爱真理和爱某个被宣扬为真理的个别学说是大不相同的事。他说，爱真理的一个确实的标志是‘抱任何主张时不怀有超出这主张依据的证明所能保证的自信。’他说，动辄唐突指教人，这种态度表现缺乏爱真理精神。” 　　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的氛围中，关于自然的学术研究活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年来受到亚里士多德派的阻挠的新学术，这时已经渗透进有些大学。热心自然哲学的人数迅速地增加，增加的一个表现，便是学会或学院纷纷成立。”从此，自然科学研究由一种个人事业或者兼业，向作为一种社会事业转变，向作为一种专门职业转变，实现了在制度上的事业与职业的有机结合。这在科学体制发展和科学精神孕育的多重意义上都是一种历史跨越。从此，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它给那些拥抱科学研究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制度保障；而作为一种社会事业，必然激励科学家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 　　哈夫（Toby　E.Huff）指出，向近代科学的突破，既是智力上的也是体制上的。在智力上，它摧毁了旧的世界观；在体制上，它确立了一种新的并且受法律保护的领域，使得智力探究能够不受阻碍地进行。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没有人会挑战科学新发现，特别是政治的或者基督教会的权威；而是意味着，在体制上，甚至在法律上，哲学家兼科学家有权运用他的理性，并在公共论坛上表达他的思想，并且这种活动即使违背传统假定，也被设想为是合法的。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一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