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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齐格蒙特·鲍曼园艺社会学 　　摘要：鲍曼是当代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提出的园艺社会观第一次将现代文化判定为一种园艺文化，将对现代社会的管理看作是建设花园的实践。他运用园艺化的隐喻，将现代性诞生以来的社会规划看成是一个社会园艺化的过程，把现代社会看成是人类人工设计的花园，其中社会管理者就成为园丁，社会成为被园丁管理的对象，精心培育人工植物与清除花园中的杂草则成为园丁管理社会的两大主要目标。 　　关键词：现代性；园艺文化；园丁；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052－04 　　自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以来，即理性与科学成为人类开展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社会进步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普遍相信社会总是在往前发展、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並且相信为了美好社会的早日来临人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在创建秩序的这些手段和措施中，鲍曼用“园艺”来隐喻自现代性诞生以来，人类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构建社会秩序时采用的种种策略与机制，这些策略与机制在与现代性的核心要素——理性与秩序相互结合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观念，即鲍曼所说的现代园艺社会观，即“它将所统治的社会看作是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 　　一、从荒野文化到园艺文化 　　鲍曼把前现代文化称为“荒野文化”，现代文化则称为“园艺文化”，他认为，这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现代性就是在这两种文化交替时产生的，即“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wild culture)向园艺文化(garden culture)转变的过程”。 　　在荒野文化中，人们的活动既不是一种有目的性的模仿，也不是一种有自觉意识的塑造，人类是在一种混沌与没有自觉性的状态中生活，他们从没有产生过关于人类世界的起源、发展与未来等诸多想法，也从不去干涉未开发的自然的自发进程，因此“荒野文化本身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说，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强加给自然的秩序(不管这种强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同时由于“荒野文化是一种内含自我平衡和自我维持机制??生活方式，是一种诸模式共存的现象，这一文化对其政治统治者来说，从未表现出一种对于管理的需要，从未表现出对于有目的的干预的需要”，即使有干预的需要，那也是为了使这一文化本身能够维持原状。因此，在荒野文化下，人类由于缺乏干预社会的经验，导致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停滞不前，“阻碍了那种认为人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人创造的，其特征是约定性的和历史性的思想的诞生”，于是人类对于“自然性”的信念始终抱着坚定不移的态度。对于哪些是属于自然性的观念，鲍曼认为：“肤色、体重、气味、风俗和政治制度……它们都被理解为是自然的和永恒的人种差异的体现，它的意义仅仅在于这是预先决定和预先注定的存在之链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被看作自然而然、永恒存在和命中注定的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中，如种族与种族之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甚至男女之间的差异都是以自然的面孔存在，人类对这些差异的认识和对差异原因的解释始终局限在自然的、固定不变的，永远无法为人类实践所控制的层面上，因为在荒野文化中，任何越界行为都是一种罪孽，都会被认为对事物的神圣秩序的篡改。 　　在园艺文化中，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其社会活动模式正好与荒野文化相反，人类在园艺文化中，首先是注意到了先前业已存在于荒野文化中的种种自然的差异，这些差异成为了园艺文化发轫的重要基础，正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自然’差异被触动了，它们才不再是一种‘自然’存在而表现为‘历史的’，也就是说，表现为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对象’”。鲍曼以权势者对其臣民的生活方式的态度为例来说明园艺文化与荒野文化在对待“自然性”的态度上的不同。在荒野文化的时代，“权势者的生活方式与他们臣民的风俗习惯截然不同，但前者的生活方式从未成为后者仿效的理想；这里，权势者从不曾有意识地从事于一种改变臣民生活方式的活动，因为从未想到把后者的生活方式看作是一种‘对象’，一件试图去‘控制’並‘影响’的事情”。而在园艺文化的时代，权势者的生活方式被通过文化区隔、文化等级的方式强加给了普通臣民，有教养的精英文化与平民大众文化的决裂，使得权势者的生活方式成为上层，而普通臣民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下层。上层的权势者不再承认生活方式的差异是一种自然性，他们意识到並期望自身的生活方式经过推广成为全民效仿的榜样，而臣民的生活方式作为异类、杂草被铲除，並将其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他们积极主动帮助臣民改变其生活方式，园艺化的改造运动由此开始。可见，荒野文化与园艺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人类是否主动地去干预生活，是否有意识地对生活环境进行规划与设计。鉴于此，“园艺文化，它把自己定义为是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