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引之语言学研究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doc

试论王引之语言学研究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 　　摘要：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维度看，王引之古典语言学研究的成就及其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共有九个方面：一是新语义的发掘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二是揭示古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的复杂现象；三是对“假借”说的发展；四是批评训诂学中“缘词生训”的方法；五是揭示汉字书写形态变化造成字义、词义讹错的典型形态；六是框谬古代典籍中出现的各种文字错误；七是批评“增字解经”和以虚词作实词的经典训诂方法；八是通过对虚词的系统研究，开创了中国古代汉语虚词的系统研究；九是保持经学训释传统中的异说，体现了其经学训释思想中的阙疑精神与审慎态度，合乎乾嘉时代“实事求是”的精神。 　　关键词：王引之；古典语言学；经学训释；古典人文知识；知识的增长 　　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对于高邮王氏父子的学术成果的研究逐渐升温。特别是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科之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王氏父子的论文、著作也逐渐增多。薛正兴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张先坦的《读杂志句法观念研究》、王章涛的《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等都是近20年来研究高邮王氏父子学术与生平的精专之作。而高邮王氏著述四种及高邮王氏遗书前面的“弁言”也是非常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然而，从泛化的哲学思想史角度，特别是知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王氏父子的论文还十分稀少，论著似未出现。当然，一些训诂学专著，中国汉语史、中国语法史之类的著作，还有评传之类的著作也从各自学科的角度肯定了王氏父子的学术贡献，有助于我们从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把握王氏父子的特殊贡献。本文着重从泛化的哲学史观出发，以“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观念为核心，考察王引之的学术贡献。 　　王引之的学术特点及其贡献，从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一文可窥一斑。龚以平日所闻于王引之自我评价的口气说道：“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赵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闻之公曰：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王引之敢于改正古人错误的是这样三类情况：“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王引之不敢乱改的一类错误是：“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滋口也，吾又不改。” 　　下面将从九个方面论述其学术贡献。 　　一、发掘古代语词被淹没的语义 　　王引之是古代语言学家，他不是从整体上阐发经学的微言大义，而是发掘经学中个别语词被淹灭的古义，从局部上为经学的新解释提供新的语言学材料。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他通过语义训诂的方法，揭示了古代汉语中一些词汇长期被淹没的语义。发掘这些被淹灭的语义，在一定的意义上促进了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下面仅列举7个语词的训诂，从中可以看出其语言研究对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意义。 　　1.有与友通，均可训为亲。 　　2.时训为善。 　　王念孙认为只有“毛传”一见，而王引之则举出了多个例子，并提出了新的理由，即时、善一声之转，故可以训时为善。不过，从语义的角度看，时训为善，并非善恶之善，乃是“好”的意思。王引之训善为嘉，颇为恰当。然而，这两个字之间的意义相关性可能不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应当是意义的引申。做事能合时宜当然可以称为“好”。故“时”可以训为“善”、训为“嘉”。王引之仅从声音与意义相关联的原则出发训时为善，仍有未尽其意之处，应当注意到词汇的意义引申原则。 　　3.“赵注训为为有，足补经训之阙，而字书韵书皆不栽其义。” 　　此条通过对经训的历史研究，发掘出了“为”可以训释为“有”的新意。为此，王引之又作了系统的材料补充。 　　4.“从容有二义，一训为舒缓，一训为举动。其训为举动者，字书韵书皆不栽其叉，令略引书以证之。” 　　在此条，王引之先列举“楚辞”中的例子，以楚辞证楚辞，此为内证法；次引《中庸注》中错误例子，以见训诂于经义正确解释的重要性，“训诂明而经义明”。顺便又批评了郑笺的错误。在此条词义的训释过程中，王引之还拓展了戴震“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训诂原则，将一词之意的训释，发展成贯通经、史、子的训释原则。最后，他又对该词之变形作了引申性的论述，将“从容”与“竦踊”、“怂恿”联系起来，从而将“因声求意”的原则在词义训释方面加以拓展，即由字义拓展为词义，并从自动与使动的词语使用方法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从容”与“怂恿”的意义相通与词法相异之处。这是王引之对古代汉语动词用法研究的一项贡献。 　　5.“家大人曰：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