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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嬗变与革命叙事转型 　　摘要：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再现了20世纪一代中国人的特殊命运。小说从叙事题材来讲并不新鲜，但是在具体叙事上，田中禾却敏锐地注意到了话语嬗变对革命参加者命运的影响，并借助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了革命伦理如何压倒血缘伦理的过程，分析了革命话语在革命者人生道路选择上所起的作用，也呈现了和平时期日常生活伦理的勃兴与革命话语消隐的过程。这是对传统革命叙事的一次巨大突破。 　　关键词：田中禾；《父亲和她们》；革命伦理；血缘伦理；话语嬗变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31-04 　　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意图展示特殊年代中国人的特殊命运，文中借助父亲、母亲、娘等人的叙述，再现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表现了作家对这一代中国人命运的认知。这部小说显然凝结了作家太多的心血，整部小说语言干净，结构精巧，尤其是小说的结尾，“我买了一个红绳攀结的小饰物，我看中它，是觉得它很像父亲的人生，一根红绳，绕出难解难分的无奈。商场里的中国女孩说它是‘中国结’。我把它摊在手掌上仔细观看，惊奇是谁想出了这样好的名字。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在绕着自己的结呢？”文终点题，以中国结这个带有典型中国意味的东西暗喻父亲这一代中国人的复杂命运，可谓是极为绝妙的比喻。当然，小说并非仅仅想要表达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是一个中国结这样的简单论点，而是展示这个中国结是怎样形成的，即通过细致叙述，展示话语在个人命运构成中的作用。 　　《父亲和她们》以父亲一生的经历为线索，叙述了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父亲，背弃家庭投奔革命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在中国文学中并不少见。从上世纪巴金的小说，到左翼文学，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历史叙事，有大量的文本涉及这样的主题。在既往的此类文学叙事中，基本都存在一个革命伦理和血缘伦理的对立。中国人原本都是按照血缘伦理来生活的，这从孔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以清晰地体察出来。在这样的生活伦理中，人际关系的远近主要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为基本衡量准则的。而革命伦理则??在上世纪初革命话语兴起之后在中国形成的一种伦理话语，这种伦理话语对人际关系远近的判断依据不是血缘，而是革命。即有血缘关系的，未必是最亲近的，只有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人才是最亲近的。在20世纪的左翼文学以及革命文学中，都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即革命被无限圣化。从血缘伦理来讲，家人本来应该是最亲近的人，但一旦家人不符合革命伦理的要求，就往往变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于是，在面临这一抉择的时候，众多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打倒家庭。如殷夫的《别了，哥哥》，就是典型的以革命伦理取代血缘伦理的文本。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却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新历史小说的叙事中，革命这种原本神圣的宏大叙事得到了戏谑化的表现，通过表现革命青年走上革命的偶然性、革命者革命动机的可疑性以及革命者人品的低下，小说更加强调了血缘伦理的可靠性，而对革命伦理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质疑。可以这样说，在既往的关于革命历史的叙述中，革命伦理和血缘伦理基本不能共存，他们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关系。客观而言，无论是片面强调革命伦理大于血缘伦理，还是片面强调血缘伦理大于革命伦理，显然都是把生活简单化了。因为人是具体的，是生活在种种社会纠葛、社会矛盾中的。在这一点上，《父亲和她们》呈现出了其卓异之处。小说并没有片面地强调血缘伦理或者革命伦理的合理性，从而对另一方面的伦理进行诋毁，而是真实地写出了两种伦理的纠结，展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复杂性。小说中的马文昌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坚定的革命者，但是他并没有凭籍革命伦理而把家人妖魔化，而是直到爷爷去世都对爷爷抱有深厚的感情。小说中母亲林春如的哥哥林春长是在解放后被镇压了的反革命，因为由于他的告密，曾经导致了革命同志的牺牲。但是小说也指出了林春长曾经救过革命者马文昌。林春长之所以告密，并非对革命怀有深仇大恨，而只是想借此把妹妹林春如拉回家，因为他特别看重名誉，担心妹妹和马文昌跑了，他没法给林春如原来订婚的家庭交代。在作家平淡、节制的叙事中，作品中人物并非是单纯的革命或反革命，而是真实地写出了生活在特殊年代中的人在革命伦理和血缘伦理中的矛盾和纠结，不露声色地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呈现了生活本身的多种可能性。 　　小说中的马文昌和林春如在加入革命初期还不能说是坚定的革命者，但是随着小说叙事的深入，在他们身上，革命伦理开始压倒血缘伦理，而呈现出强势的一面。在他们身上曾经存在的，曾经让他们苦恼的革命伦理和血缘伦理的矛盾随着革命伦理的强势也消失了。小说饶有意味地点出了革命伦理对血缘伦理压倒性优势的完成，是因为革命话语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换言之，如果说在他们加入革命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