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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诸因素分析 　　摘要：文章依托语言接触理论，以新疆民汉语言接触为例，从语内和语外因素入手，全面分析了诸多因素对语言接触的影响。语外音素包括政治目标、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语内因素认为，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开放调适的体系，是文化发展的赁藉，是动态发展的机制，是扩张竞争的主导，是共同区域的要素，是接触融洽的必然。 　　关键词：语言接触；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54—04 　　语言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产物，是区别人类和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在伴随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语言作为一个族群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在内部矛盾和社会因素作用下继续发展，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需要，人类社会间交往不断，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语言之间的接触。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的必然，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它们都从对方吸收语言成分，从最初文化词的借贷，到为适应借词而特意引进音位或创造音位，再到接受、适应语法结构，乃至使语言类型发生改变。叶斯柏森说：语言的本质是人类的活动，是一个人旨在把他的思想传达给另一个人的活动。[1]（P3～21）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2]（P86） 　　新疆古称“西域”，是四大文明、三大语系的交汇地。众多的民族部落、频繁的经济往来，和谐的民族关系、悠久的交流历史为研究语言接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语料。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新疆出土了大约20种文字、24种语言的大量古代文献和文物，涉及梵语、犍陀罗语、汉语等语言。 　　汉族和西域少数民族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如载：“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3]（P29）由此可见，身处西域的西王母是懂汉语的，或当时至少有懂得两种语言的人存在。在有史记载中，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是汉语——吐火罗语——原始突厥语——羌语的接触；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汉语——吐火罗语——原始突厥??——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接触；隋唐时期，主要是汉语——粟特语——突厥语——古藏语的接触；五代辽宋金时期，主要是汉语——回鹘语——阿拉伯语——哈卡尼亚语——契丹语——于阗塞语的接触；元明时期，主要是汉语——突厥语——蒙古语——阿拉伯语的接触；清前期，主要汉语——察合台语的接触；清中后期，主要是汉语——突厥语族语言——通古斯语族语言——蒙古语族语言的接触。[4]以下将以新疆民汉语言接触为例，从历时的角度来探讨语内和语外因素对语言接触的影响： 　　一、语外因素 　　（一）政治联系 　　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新疆就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驻军屯垦、册分官员、协助管辖等行政形式的出现，汉语在西域，特别是统治阶层的官方语言中得到广泛运用。如日本大谷考察队所获《李柏文书》就是西域长史李柏用汉文写给焉耆王龙熙的一封书信。[5]（P193）由于行文办公需要使用汉文，这就同塔里木盆地早期印欧人种的语言发生直接的联系。这些地方政权在翻译汉语案牍时，势必会借用汉语若干词语、句式。 　　（二）经贸往来 　　新疆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是中原王朝与西方贸易的中转和驿站。19世纪费迪南?冯?李希特霍芬用“Seidenstrasse”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国与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沿岸几个西方国家以及印度通商时所使用的中亚地区的几条道路，而这三条道路基本上都通过新疆。行进在商路的客商既有粟特人，也有波斯人，甚至还有汉人。这些商旅有时依靠通事，有时则依靠商路上的共通语，有时则依靠土著语言。商旅的游动，带来的是语言之间的相互碰撞，也加强了汉语和新疆土著语言的接触。Sinor曾说：几乎所有尚存的粟特文佛教典籍均是译自汉语，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连那些典籍中出现的来自印度的词，居然在外形上也能看出汉语的影响。[6] 　　（三）文化交流 　　语言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的背后是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当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交流。[7]（P194）反之，不同文化的交流，实际就是不同语言的交流。佛教的传播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如：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间，译书逾三百卷。经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莲华，大集，维摩诘；论部之中，百，十二门，大智度，皆成于其手。[8]（P89）尽管我们目前看不到古代龟兹语对汉语的影响痕迹，但是这种接触却是活生生的。在佛教向西域的传播过程中，原本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人，在西迁至甘州和西州，接受了佛教，其语言则深受回鹘文影响，如：在回鹘文译本《俱舍论颂疏》13行中就夹写了127个汉字，而且汉字与回鹘语词融为一体，甚至直接和其他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