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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主体地位识别研究 　　〔摘 要〕在学术引征服务中，读者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读者是学术引征服务的需求者，也是学术引征活动的参与和主导者，更是引征报告的最终使用和受益者。对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进行识别，不仅可以明晰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有利于读者在图书馆服务中中心地位的确立。 　　〔关键词〕读者；学术引征服务；主体地位；识别 　　〔中图分类号〕G252.7；G3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10-0108-03 　　所谓学术引征服务，是指以SCI、Ei等检索工具为依托，对读者的学术成果被其收录、引用等情况进行综合性检索，并出具引征报告的信息服务活动。 　　在学术引征服务中，读者（引征需求者）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学术引征服务围绕着读者的学术成果展开；读者既是学术引征服务的需求者，也是学术引征活动的参与和主导者，更是引征报告的最终使用和受益者。因此，对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进行识别，不仅可以明晰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有利于读者在图书馆服务中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立足于图书馆学术引征服务的工作实践，从读者的民事主体身份入手，对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主体地位进行较深入的识别研究。 　　1 关于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主体地位 　　在文艺学家看来，所谓主体，是指人类含目的性指向的活动的载体，人类活动是主体性的活动，主体则是活动性的主体，“没有无主体的活动，也没有无活动的主体”[1]。 　　学术引征服务作为一种普通的民事关系，参与这一民事关系的各方主体地位的确立远没有这么复杂。按照民法的基本理论，在学术引征服务这项基本的民事关系中，读者是作为民事关系的一方而存在的，其主体地位的取得始于他使用了学术引征服务。作为民事关系的主体之一，读者贯穿于学术引征活动的一切步骤，他既是民事权利的拥有者也是民事义务的承担者。读者与民事关系中的其它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成为学术引征服务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决定力量。 　　国内外关于读者在图书馆服务中主体地位的研究，不但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历史渊源流长。在国外，早在1913年，列宁就提出，图书馆服务的目标是“迅速满足读者对图书馆的一切要求”。图书馆史学专家D.E.约翰逊在其著作《西方图书馆史》中则这样写道“在书籍和图书馆的历史中，人的因素始终是重要的。”[2]美国的情报学家C.H.戴维斯在《情报科学导论》一书的序言中天才的论述道：“不管使用的设备和信息系统有多么复杂，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助人。”[3]著名情报学家C.N.莫尔斯的表述就更加直接，他说“在情报检索中，接收者（而非发送者）才是活跃的一方。”在国内，关于这一论题的研究既有较早的程焕文教授的“用户永远是正确的”[4]定理，王桂艳的“读者主体论”[5]，彭跃宏的“读者三论”[6]等，也有近期张月英等的“读者主体地位探析”[7]等。 　　这些研究对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重要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研究者的笔下，读者是图书馆信息服务不可替代的，最富生命力的因素。因为读者的存在，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才具有了更高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这种带有浓厚理性色彩和价值判断的描述，偏重于强调读者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重要性，非常利于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利益的保护。 　　不过，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的重要性，与读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并无直接关系。重要性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主观的，而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主体地位的取得，却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即只与读者是否参与学术引征服务这种民事关系有关。换而言之，当读者选择图书馆作为学术引征服务的提供者，双方就形成了学术引征服务的民事关系。这种民事关系一旦确认，读者就会成为这种民事关系的当然主体和必然的参与者。 　　2 学术引征服务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 　　读者的参与是学术引征“交流行为的根本原因”[8]。读者参与到学术引征服务中，他就成为了民事关系的一方，他的主体性地位就得以确定，具体体现就是他在学术引征民事关系中享受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2.1 读者在学术引征服务中享有的权利 　　目前是个个人权利极大化的时代，正如美国法学家米歇尔·费雷登在《权利》一书中感叹的那样：“权利已成为一个最受人尊重而又确实模糊不清的概念。”[9]在这个时代，更多信息服务研究者的目光会偏重于读者权利的激情呼唤，而缺少些客观理性。但是，如果就此转手从格老秀斯“权利乃一种道德性质，隶属于人，使人得以正当地占有某一特殊的权利，或可以做某一特殊的行为”[10]的法哲学观出发，来研究学术引征服务中读者的主体权利“应该是什么”和“实际是什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也不是一种英明的选择，因为这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简而言之，学术引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