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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古代帝王谥号、庙号和年号 　　近一二十年，由于《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还珠格格》和《甄嬛传》等电视连续剧走红荧屏，现在大家都知道清代皇帝一般是以年号来称呼的，如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于是有人以为，唐太宗、宋太祖亦是以年号相称呼。其实不然——二者乃以庙号来称谓。那么周文王、周武王呢——也是否是以庙号相称呢？回答又是否定的，因为那是后人对他们的谥号。原来，中国三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依时期不同，在称谓上相继是以谥号、庙号、年号为主要内容或特征的，因而也便依时期上的差异先后可用谥号、庙号、年号来称呼皇帝。这种情况，最早大约起源于周初，并在周以后予以丰富和完善。 　　褒贬分明的谥号 　　什么是谥号？这是在皇帝制度下（包括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当帝王后妃、文武百官以及鸿儒耆宿和有“忠勇义烈”之举者死后，由朝廷或私家给予的盖棺定论性的称号。诚如《逸周书·谥法解》说：“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 　　对位尊者或贤者死后给谥号，是皇帝制度下礼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在《礼记》规定得很清楚。其《曲礼下》言，诸侯死后将要出葬时，“言谥曰‘类’”，就是说，其手下或亲人应当向天子请赐谥号，这叫做“请类”。《檀弓上》也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大意是：幼儿时取名，行冠礼时取字，50岁以后则以“伯、仲”等字词来称呼；至于死后则要给以谥号。这些都是周朝礼制所规定的。 　　那么，谥号究竟起于何时呢？《逸周书·谥法解》说：“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这就是说，谥号这种制度起于周初开国功臣周公与姜太公死后临葬之际。而《世本》则干脆说，周公旦、太公望“制谥法”。清人方苞《谥法》也说：“周公所以因而作谥法也。”今人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此亦持肯定意见，称开创中国谥号制度者“不能说是别人，只能归之周公。这是他为巩固周政权而制礼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此，王国维认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以后乎！”（《观堂集林》卷十八《遹敦跋》）王国维的意思是说，谥号制度当起于西周中后期。 　　郭沫若则在王国维的基础上，提出包括西周至春秋现今知道的历代周天子、诸侯国国君的谥号，不是生号（活着时就有的称号）便是后人的伪托。所以，“谥法之兴，当在春秋中叶以后”，甚至“当在战国时代”；因为那时学者“惯喜托古作伪”，《逸周书》就是战国时学者“伪托之结晶”，而《谥法解》乃“其结晶之一分子也。”（《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 　　另有一些学者如吴静渊、屈万里、黄奇逸、袁庭栋等，则认为谥号制度当滥觞于殷商而通行于周。对此，笔者也是赞同的。 　　在皇帝制度下，君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臣下的谥号，则由皇帝赐予（也多经礼官议定）。一般来说，谥号是对死者一生行为的一种肯定性的评判，目的是为在世者及后人树立一种德行的榜样。这一点，在《礼记·表记》里讲得也很明白： 　　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过行弗率，以求处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 　　这大意是，孔子讲：“先王赐给死者的谥号，是对他名节的尊重，因此需要选择死者生前最突出的德行来赐谥以褒扬；不过却厌恶那些名声大却行为不符的人。所以君子平时不要夸大其辞，不恃功自傲，应实事求是；要谦虚谨慎，有错即改，以求得大家的宽厚；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热情地肯定别人的功劳，以取得大家的敬重。这样君子看似自卑却会得到民众的拥戴和尊崇。” 　　《礼记》的这一大段话，是提醒尊者要赢得大家的尊重，在世时就首先要严格约束自己，宽待别人，即在自尊自律的同时还要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只有这样死后才会得到一个切合自己实际的美好的谥号。这就是所谓的美谥。与此相反者，自然便是恶谥了。尽管恶谥不轻易给人，但在历史上，却终究是给过一些人的，包括某些被认为无道昏君、暴君者，如周厉王、卫灵公、隋炀帝。 　　这样来看，对死者评定谥号的制度除了有激励他人或后人要有好德行以外，对于那些手握权柄的位尊者，那些希望死后不背骂名、有个好名声甚或希望能流芳百世者，也是一个有力的鞭策。这正如唐人王彦咸所揭示的：“古之圣王立谥法之意，所以彰善恶、垂劝戒，使一字之褒宠，逾绂冕之赐，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刑，此邦家之礼典，向陛下劝惩之大柄也”（《赠太保于頔谥议》）。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的谥号制度，应是一种道德约束机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创；而它在商周以后之所以能得以延续下去，则是因为与儒家“修、齐、治、平”的道统相一致，与中国稳定的农业社会的政治结构相协调。所以，发展到后来，它竟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即所谓谥法。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