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历史考察.docVIP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历史考察 　　摘要：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关键词：边疆学； 顾颉刚； 杨成志； 提出； 传播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085—06 　　近年来，创立中国边疆学在学术界受到较多关注。如马大正先生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掀起第三次高潮，创立“中国边疆学”成为“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P285）。林文勋教授亦指出：建立中国边疆学“既是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2]（P134）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学者都将“边疆学”当做一个学术概念来使用，但是，“边疆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与传播等基本史实，仍然需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笔者曾对顾颉刚、杨成志两位先生在中国边疆学构筑中的贡献做过初步研究①。本文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边疆学”何时由何人在何处首次提出，待考。不过，就笔者所见，作为学术意义上的“边疆学”一词，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中国殖边社社刊《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这一期的“边疆学图书一览”，列出玉勤堉著《蒙古问题》（上海商务书局1931年5月版）、张明炜著《国际竞争中之满洲》（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8月版）、大岛与???著《满蒙铁路网》（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1月版）、詹念祖著《云南省一瞥》（上海商务书局1931年5月版）等24本专著，几乎全与我国边疆有关。同年7月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一期，也有“边疆学图书一览”，所列图书同样多与我国边疆有关。 　　中国殖边社是为挽救我国近代边疆危机而成立的。正如该社《敬告国人》所言：“救亡御侮之要，舍正心诚意何求，信既正矣，始可救国，救国之要，莫若殖边”，“疆土者，中国之疆土也，宗主之权，不容妄夺；措置之方，其权在我，苟中国政府人民，能于一定之目标下，作有系统之组织，有计划之开拓，以举国之财力，作为投资；以举国之民力，用为保障，则无论其为日本侵略下之满洲，苏维埃政府式之蒙古，英吉利宰制下之回藏，法兰西垂涎中之滇桂，皆可藉我铁血，还我山河，运我坚忍之志，杜彼□窃之谋”②[3]。该社以“研究及开发边疆为宗旨”[4]，非常重视有关边疆研究的图书的收集。因此，其下设的文化委员会成立之初，即着手于图书馆的设立，并计划将之建设成为“中国唯一研究边疆者之图书馆”[5]。该社1934年度第一次监理事联席会议还通过了筹建边疆问题图书馆案[6]。所以，该刊所用的“边疆学”，已具有显明的学术意义。 　　不过，“边疆学”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的出现，始见于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这还得从《计划书》的编撰说起。 　　关于《计划书》的草拟及修订，顾先生在日记中有详细披露。1935年12月30日，“根据伯平所起稿，重写《研究边疆计划书》。”31日，“修改《计划书》”。1936年1月1日，“到研究院，草《研究边疆计划书》。”“点改履安、自珍所抄《边疆计划书》。”2日，“草《研究边疆计划书》毕，凡九千言。”4日，“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日夜写六千字。”5日，“抄《研究边疆计划书》三千字，毕，即付晒。”“耿贻斋来，为包扎寄英庚款会书，装订《计划书》成册。”6日，“修改《研究边疆计划书》。”“修改《计划书》毕，付抄。”11日，“此次到南京，为募禹贡学会款。张石公先生谓予，‘要募款，须论今，勿论古。’予因其言，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13日，“校《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两份。”17日，“校《研究边疆计划书》一份。”“校《计划书》一册。” 按：“张石公”即张国淦先生。另外，原文中书名号为“〈〉”，改之。[7]（P424、427—428、430—432）“伯平”为冯家昇先生的字，冯先生当时与顾先生一起办《禹贡》半月刊，《计划书》初稿即为其所拟。不过冯稿拟于何时、具体内容为何、是否使用“边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