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对“修辞立其诚”理解.docVIP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对“修辞立其诚”理解 　　[摘要]王希杰对霍四通的批评未击中要害，霍的要害是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并未抛弃和忽视“修辞立其诚”原则，而是在引论中表明他处处都贯通着这一原则，如他把修辞定义为“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修辞要“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并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这都是“修辞立其诚”的体现。但他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多处地方用西方的修辞理论遮蔽了自己的真正立场，导致了一些文化错位。 　　[关键词]陈望道；“修辞立其诚”；调整语辞；适应题旨情境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4-0073-06 　　近读王希杰先生的《文如其人与“修辞立其诚”》一文（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对王先生坚持中国??统“修辞立其诚”的修辞原则深感赞同，但仍觉得王先生对霍四通博士“修辞不必立其诚”的批驳似未批到要害。霍四通博士的要害在于，他所举的那些例子只能说明事实上很多人在修辞上未能做到立其诚，“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元好问），“不能以文章观人”（钱钟书），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可见，修辞并不一定要‘立其诚’”。这完全是混淆了问题。因为古人“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并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不是说只要修辞都是立其诚的，而是说修辞必须或应该立其诚。霍四通从他的论据中能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修辞并不一定会立其诚”，但决不能得出“修辞并不一定要立其诚”。然而，王希杰先生的反驳却同样混淆了这两个问题，他先是引证了郭绍虞对元好问的评价“主张真诚，反对伪饰”；继而引用了钱钟书对言行不符现象的分析：“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时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惟言哉，性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但思想内容可以伪装，语言表达形式则是很难伪装的。（上引皆见王先生文）然后说：“修辞要不要立其诚？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并诉之于修辞不立其诚所造成的诸多现实恶果。但这种批评不是很能服人。因为郭的言论只是价值判断；钱的分析则仅仅是从事实上说明了修辞立其诚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即不容易做到，而无涉价值判断。这两者是不能混在一起来谈的。可以想见，一旦区分了这两种判断，即使霍四通本人恐怕也会承认修辞是“应该”立其诚的，没有人（哪怕虚伪之人）会愚蠢到公开鼓吹弄虚作假。 　　但本文想要谈的重点还不在这里。问题的缘起是由于周振甫先生批评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抛弃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他说：“《发凡》里讲消极修辞，注意：‘一，意义明确；二，伦次通顺；三，词句平匀；四，安排稳密。’没有注意到作者根据他所要表达的情意来确立命意谋篇，假如作者违反他的情意，说了假话，即不符合‘修辞立其诚’的要求……。《发凡》里不讲命意谋篇，只要求‘意义明确’，那么说了假话，也可以说得命意明确的，就把‘修辞立其诚’的要求抛弃了。”（转引自同上）霍四通博士则据此反驳周先生，说修辞本来就不一定要立其诚。于是又引起了王希杰先生的一番议论。王先生在文章一开头列出了三个问题，即“第一，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有没有抛弃‘修辞立其诚’的要求？第二，抛弃‘修辞立其诚’对不对？能不能够批评？第三，修辞要不要‘立其诚’？”但通观王先生文章，关于第一个问题只说了两句话：“我以前只是说《修辞学发凡》忽视了‘修辞立其诚’，因为陈望道自己并没有公开反对‘修辞立其诚’。《发凡》第一句就是‘修辞立其诚’，但是立足点在‘辞’字，没有顾及‘修辞立其诚’的‘诚’字。”（见同上）霍四通博士则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本文要探讨的是，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究竟是不是“忽视”甚至“抛弃”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首先，周先生单从《发凡》第四篇“消极修辞”的论述中抽出一段来，说陈望道没有谈及“命意谋篇”，就说他抛弃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这是不公平的。且不说“命意谋篇”本身并不属于消极修辞，而应归于积极修辞；更重要的是，要找像“修辞立其诚”这样带有全局性、总体性的原则，最应该找的地方不是某个具体章节，而是书的序言或“引言”。笔者认为，陈望道的“修辞立其诚”原则最明显地体现在《修辞学发凡》的第一篇“引言”中。这个引言实际上是陈望道的整个修辞观的总纲，值得好好琢磨一下。引言分七个小节。 　　第一小节是“修辞两字的习惯用法的探讨”。这是陈望道颇有创意的探讨。他一开篇就从《易经》上的“修辞立其诚”一语引入了对于“修辞”二字的辨析。对这两个字，历来中国修辞学传统较流行的解释就是“修饰文辞”。例如许慎《说文解字》说：“修，饰也。”又说：“辞，讼也。”所谓“讼”，据朱骏声解释是：“按分争、辨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