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在真与诚钢丝上.docVIP

霍布斯鲍姆在真与诚钢丝上 　　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去世，他一生所体现出的惊人复杂性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愿意冒着肤浅的危险来说说我的思考和困惑。 　　通过历史预见未来，并据此指导现实中的行动，这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人类是天生的经验主义者。理所当然的，历史学家应当担负起“最可靠预言家”的声名。因为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中心职责就是发掘事实、整理事实以及保护事实。一句话，“真实”是历史学家存在的惟一理由。 　　然而，随着历史的面目愈加模糊，我们对历史学家的坚信已经蜕变成了愿望，甚至浸满了怀疑。因为我们发现，原来历史学家也有自己的立场偏好，自己的意识形态，故而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其笔下的历史不能与真实画上等号。而霍布斯鲍姆的一生正好为我们的困惑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说明。 　　霍氏的人生一开始就充满谬误，很不“真实”。他的犹太家族本姓“奥布斯鲍姆”（Obstbaum），可是当他的祖父从俄属波兰漂泊到英国时，姓氏却被官员误写为了“Hobsbawm”。待到给霍氏本人办理出生登记时，他的姓氏又错成了“Hobsbaum”。 　　命运赠予霍氏的谬误十分繁复。霍父是伦敦贫民区的犹太木工，霍母竟是维也纳珠宝商的千金。地位悬殊的两个人在埃及鬼使神差地相恋，碰上一战爆发，只好去中立国瑞士登记结婚。不料成婚后俩人既回不了英国，也回不去敌对的奥匈帝国，只好返回埃及生活。霍氏在亚历山大港出生，两岁时随父母移居维也纳，在那里才展开自己有记忆的人生。可是很快命运再度出手，他12岁时丧父，14岁亡母，辗转之下不得不到英国寄人篱下。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开始自己的求学之路，孰料叔父一家移民智利，他再度无依无靠，只好以剑桥为家。刚刚大学毕业二战突发，霍氏应征入伍，却因过世母亲的国籍以及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英军中饱受歧视与监督。先是被分配到工兵团派往新加坡，后来干脆调他回国，并限制其出境。在战争期间无所事事的霍氏结了第一次婚，对象是一个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公务员。不料没多久，老婆跟别的男人私奔了。 　　就在那时霍氏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并在伦敦大学的伯克贝克学院找到了工作。但是，这个曾自诩“热爱考试犹如热爱冰激凌”的人很快又被冷战打入了另册。不仅剑桥求职遭拒，在伦敦大学里也只能以讲师的身份呆在夜校部，直到1970年才评上教授。显然，这些曲折和风雨与霍氏的个人信仰密不可分。早在青少年时期，霍氏就亲眼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软弱与倾颓，也亲身感受过意识形态的冲击。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他因为犹太身份，同时凭着直觉与热情，倾向共产主义。到了英国，15岁的霍氏正式加入共产党，从此矢志不渝地背负着这一身份。事实上，命运多舛的霍氏与那个同样错谬千端的时代形成了一种“错上加错”的恶趣。于是，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爵士乐爱好者等等，诸多标签贴到霍氏身上，给他造成更多阻碍，也带给他意想不到的运气和声名。譬如在几乎不是霍氏关注重点的中国，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著作畅行无阻，少不了那一身标签所带来的幸运。 　　可是我们很难回避这些标签在霍氏身上形成的显而易见的冲突。他自己曾经说，早在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已成形，且从未更改过：“即便是谈论起自己生命中最在意的人物或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自欺欺人。”那么，他那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与这种历史学家的基本原则难道没有矛盾吗？在诚与真之间难道没有罅隙？这当然令人生疑。 　　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霍氏坚称，从根本上讲历史学家研究的起点，就是区分确凿的事实与凭空虚构，区分基于证据及服从于论据的历史论述与那些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式的历史论述。但是在一次讲座中他却暗示，至少就“起点”而言，他在信仰上的“真诚”与历史研究的“真实”存在着矛盾。他说：“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或者说我的大部分有意识的人生，都奉献给了一个如今已明显破灭的愿望，奉献给了一项如今已明显失败的事业：十月革命所发动的共产主义。”尽管接下来他宽慰自己说：“没有什么能够像失败那样擦亮历史学家的眼光。”然而，这一宽慰从逻辑上讲更像是飞越峡谷的惊人一跃。 　　所以读者可以从《非凡的小人物》、《匪徒》这样的著作中看到霍氏的史学眼光和叙事才华。他特别关注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例如他分析过鞋匠这个毫不起眼的职业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扮演的角色，也描绘过匪徒这种原始叛乱者的夹缝生活，既新颖独到，又生动精彩。然而另一方面，在处理时间跨度较大的时代时，霍氏的叙述就有些含糊不清和摇摆不定。譬如他曾写道：“像苏联一样，美国也是一个代表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很不幸，我们必须说，后者可能更危险。”（《极端的年代》）任何一个清醒的读者都可以看到，在这句话中包含着多少概念模糊与事理悖谬的成分。 　　霍布斯鲍姆还曾经说过：“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