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特定时代历史记忆.doc

红歌特定时代历史记忆 　　摘 要：近年来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中出现了“红歌热”现象。通过，对红歌概念的归纳梳理与理论界定，剖析了红歌具有的仪式音乐功能，并阐释了“红歌热”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对红歌的社会文化历史价值，进行了再认识：应当珍视“红歌”这样一笔音乐文化遗产。 　　关键词：红歌；界定；音乐生活；仪式音乐；历史记忆；价值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2-0026-07 　　伴随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典活动的前后，全国各地唱红歌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笔者仅在2011年春夏之交的日子，就曾以红歌演唱会的歌者、红歌歌唱比赛的评委、红歌电视专题节目的嘉宾、红歌专著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①的特邀出席者等多种身份亲临其境，数次与红歌热现象零距离。透过热烈表象，笔者生出一些联想。什么是红歌？理论上如何界定红歌？红歌为什么这样红？红歌的价值所在？…… 本文正是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红歌的界定 　　而今大家都在唱红歌，但到底什么是红歌，什么样的歌可以称为红歌，理论界此前并无定论。这使得人们在红歌演唱会上能听到时间跨度很大、内容十分丰富的歌曲作品。一些歌手在选择演唱曲目时也常常拿不准自己想唱的作品究竟是否属红歌。 　　如果红歌只是日常口头语，其概念界定不是那么清晰明确也就罢了。但随着全国规模的红歌热现象，并且这种红歌热通过电视专题节目、研讨会等形式已从单纯的唱红歌而带有了学术性，那么，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或者说作一经得起学术推敲的红歌概念界定就显得必要。 　　毫无疑问，红歌是特定时代的音乐产物，红歌内容是特定时代的音乐记忆。所以，定义红歌，应从此类作品产生的时代与作品的内容两个方面来考量。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这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于时代与内容的双重视角，审视当今社会音乐生活中的红歌，笔者认为，红歌实应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1．狭义的红歌 　　狭义的红歌，或可称严格意义上的红歌，指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文革结束之时段的歌曲作品，而文革前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歌曲作品??其核心。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领袖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和建设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其主体内容。红色是这个时代的主色和经典颜色，有时几乎是社会生活呈现的唯一颜色。曾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某特殊时段，大报小刊上甚至有过“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记录。产生于这个红得单纯、红得耀眼、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的红色时代的歌曲被称为红歌，可谓实至名归。 　　将产生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红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原由。今天所称之红歌，产生的当时并没有被称为红歌。红歌的叫法实际上是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逐渐流传开来的。当时，人们对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大陆的港台和西方流行歌曲的新鲜乃至新奇乐感已经过去，一些歌手在寻找新的演唱曲目时，把眼光投向了一度销声匿迹了的文革时期的歌曲。稍稍投石问路，反响却十分强烈。这些红色年代的歌曲曾经传遍千家万户，人们耳熟能详。沉寂数年后再度唱响，与当时的流行曲风相恰成鲜明对照，使广大歌迷与听众产生久违了的耳目一新之感。对市场敏感的各家唱片社各路音像公司赶紧抓住机会组织歌手录制了一批这类文革期间的怀旧歌曲，音响制品常冠以“红太阳”、“红色经典”的标题，红歌一词不胫而走，成为今天声势浩大的唱红歌活动的发端。所以，音乐生活中的红歌一开始就是特指的此类歌曲。 　　这类红歌的主要作品，大多收集在名为《战地新歌》的歌集中。所谓《战地新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至1976年连续五年间出版的五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之第一、二集的编纂者署名“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第三集的编纂者署名稍有调整，改为“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到第四、五集时，编纂者改署“《战地新歌》编选小组”。由于文革期间大量中外歌曲作品多属禁止传唱之列，占据音乐生活主流的《战地新歌》中的许多作品一度广泛传唱，几近家喻户晓。1976年的第五集，成为《战地新歌》的绝唱，随着文革的结束，《战地新歌》也终止了刊印。 　　比较五册《战地新歌》，可知第一集②中脍炙人口的作品更多。如《井冈山上太阳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曲，出版当时已为大众喜爱，更是日后翻唱之红歌的主打作品。其余四集中也收有不少流传甚广的作品。如第二集中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第三集中的《天上太阳红彤彤》，第四集中的《红星照我去战斗》③，第五集中的《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等等。 　　不管是作为特定时代的歌曲作品，还是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狭义的红歌都还应包括毛主席诗词歌、语录歌，以及样板戏中的一些红极一时的唱段。其中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