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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什么样新型城镇化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表述，是继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的又一次制度创新，国家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布局必然因此发生积极而重大的变化。 　　全面、准确理解新型城镇化 　　怎样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在我看来，“积极稳妥”四个字正本清源，切中积弊，具有特别明确的针对性和导向性。“积极”就是要因势利导，支持县城和重点小城镇优先发展，激活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根本优势；“稳妥”就是要趋利避害，限制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27个省会城市和251个地级城市（三沙市属特殊情况）的扩张冲动，从“三分管、七分建”转为“七分管、三分建”，提升大中城市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 　　早在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专门下发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此后的中央历次农村工作会议以及有关农村工作的九个“一号文件”中，也反复提出要搞好小城镇建设。但必须指出，有相当一批大中城市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攀比扩大规模。不解开这个扣，我国经济就很难大步推进。 　　在起草信阳市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报告时，我发现农民愿意进城的很多，其中76%的人更愿意进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因此，抓住小城镇建设这个城乡关节点，就抓住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方向。这是一个治国新思维，牵一发动全身，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统揽作用。如果下决心建设一批县城和重点小城镇，至少可以就地吸纳2.5～4亿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这些镇的建成区面积以每平方公里投资1～2亿元计算，每年就能带动不少于1.5万亿元的关联投资，增加两亿人的市场消费。这是一个大战略，是一篇大文章，是一项大课题，关键要看能不能做到目标不转移，矛盾不回避，精力不分散。 　　现在，很多行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村购买能力，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但小城镇建设又恰恰需求旺盛，带动作用突出，具有长期的向好趋势。引进一个品牌企业、一所知名学校、一家特色医院，或者建设一个特色市场，就可以把小城镇搞得有声有色。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小城镇的道路、桥梁和房屋建设能够消化过剩产能，直接拉动水泥、钢材、建筑、建材、装潢、冶金和机电等行业；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小城镇能够引领现代生活，改变量入为出的传统观念，现代家具、电器、电话乃至汽车进入农民家庭，实实在在地促进农村消费上一个新台阶。 　　打破习惯思维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看到，小城镇建设关联度高、影响面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直接体现出农民生活和农村文明的总体水平。改革开放33年来，我国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19249个，数量上增加了17076个。再加上1.8万多个乡集镇，小城镇的人口、地域和规模显著增长，经济总量提升，社会事业发展，综合实力增强，是名符其实的城乡和工农连接纽带，是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提供基地和服务载体。 　　最近1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小城镇经济、社会和体制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当时的人口分配耕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就造成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外嫁女问题。还有2.5亿新生代农民，他们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迁徙流动。在他们的身后，还站着8700万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这些新生代年农民本质上就是流民。没有什么增长或发展，值得用这些人的命运去换取。这是一个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经济压力，这是一个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政治任务。 　　有鉴于此，我对国家开发银行支持小城镇基础设施贷款进行了3年多的跟踪分析，实地考察了100多个小城镇，重点调查了20多个典型案例，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认为，新型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具有托底作用，应当上升为国家战略，所有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都有必要指向这个落脚点。纵观历史风云，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但让我深感忧虑的是，在政策、资金和项目资源的使用上，中央政府的习惯性思维是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倾斜，省级政府的习惯性思维是向省会城市和本省的次区域中心城市倾斜。对于小城镇的政策设计，相对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到位，经常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事实上，我国91%的国土面积、73%的人口在县域，老祖宗早就告诫“郡县治则天下安”。所以，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改变“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先工业、后农业”的惯性思维。 　　呼唤顶层制度设计 　　新型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劳动就业、土地权益、绿色增长和低碳生活等方方面面，需要对概念模式、能源战略和政策举措进行过硬过细的探讨，在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