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服务型政府何去何从(劳动者权益保护).doc

物价上涨—服务型政府何去何从 关键词：物价上涨 劳动者权益 劳资关系 CPI 随着食品等需求拉动型行业的通胀造成的供需失衡，原油铁矿等国际价格上升造成的成本增加，国内楼市的投资增长过热，国际贸易失衡，人民币升值等社会各方面的现实，导致中国正在面临又一次大范围的物价上涨，这次涨价已经波及粮食等关乎人民基本生活层面了。 物价上涨对人民造成很坏影响的最直接也是最大的群体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每月靠拿本城市的最低工资度日的普通职工；第二个就是没有或没有稳定的生活经济来源靠低保度日的劳动群众。在这两个特殊群体中，第一个群体收入的增长可以对第二个群体起到直接的支援贴济作用，因为这两个群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多是亲友关系）。所以物价上涨对人民的消极的影响的解决还是集中在企业或者说公司的普通职工这一特殊群体上。 下面着重论述一下企业和普通职工的劳资关系。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符合劳动法律规范、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关系。而劳资关系又是劳动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企业（用人单位）和普通职工（劳动者）二者的法律关系要靠劳动法来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二条也有类似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劳动法》中则作出了劳动者在试用期、休息休假期间关于劳动报酬的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于劳动报酬的确立适用于该地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确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承诺的劳动报酬支付标准来确定。 当今中国的物价水平已非世纪之交时可比，而各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向劳动者支付的最低工资标准却跟不上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速度。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现状下，要打破物价上升的预期是比较困难的，政府能够做到的就是：第一，使工资能够正确地反映出市场效率，成为正面激励机制。二，使中低收入阶层的薪酬水准的增加幅度可以抵御物价上涨的压力，能过社会保障、最低工资制度等保证中低收入阶层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第三，政府正确评估物价以及居民收入增长，使统计数据符合实际，掌握正确的经济信息，从而采取与现实契合的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中国将力争在年内，是各类企业都建立起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中国改革报曾对此持批判态度，“集体协商的主体无论是企业工人代表与老板之间，还是由企业工会出面代替工人协商，其谈判地位都是不对等的”，在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其成果并未在职工工资上得到充分体现，企业仍把压低职工工资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砝码，而政府又往往会把廉价劳动力当作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金字招牌。企业、政府都不会积极主动的提高职工工资，工会大多数时候又会基于专业素养有限导致协商地位本质上不对等或者与政府企业共同利益过多并不能真正代表职工，以上这些就是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主要障碍。在社会主义法制越来越健全的今天，企业职工工资也应纳入法治的轨道，加快制定《工资法》、《集体合同法》等法律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上半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历了用工荒，中国中东部各大企业职工工资大幅上涨，随后紧跟着，下半年物价水平也大幅飙升。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局势下，很多人认为应该实行CPI与工资联动机制。其实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就实行了工资指数化，是工资与物价上涨的因素相挂钩，CPI是其重要的一方面。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社会性的，社会阶层、经济收入的不同，所受的影响也会不同，甚至有些经济基础雄厚的人可以把物价上涨的不利影响转嫁出去，一个公司的普通劳动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只能靠涨工资来抵偿由于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的降低。要建立工资与CPI联动机制，仅仅依靠政府通过一个强制实施的法律和严格的执法来解决，其成本必定很大，所以发挥市场经济的内在作用，完善市场内各阶层和组织的彼此制衡机制，将对解决物价上涨和职工工资增长，提高人民实际物质精神生活水平以增加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具有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