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汉经学之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doc

西汉经学之争出现的历史背景 古文典籍的出现 经秦“焚书坑儒”及诏定“禁挟书”律令之后，儒学的传承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强制性的政令，以及粗暴的行政干预，绝不可能彻底禁绝某种思想或学术的传承。《史记·儒林列传》称“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一些儒家经典被私藏于民间，使得儒学于此时，尚存一息，不绝如缕。 汉兴以后，儒学的发展出现了转机，“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乡饮之礼”。叔孙通以儒生的身份，为汉家制定礼仪，开始了儒学复兴的第一步。至于惠帝四年，诏废秦禁挟书之律，藏于民间的典籍相继而出，私人讲学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传经之儒亦先后继出。 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兴修礼乐，广求天下善书，搜集到了《毛诗》、《周官》等大量古文典籍，《汉书·景十三王传》 ：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从而游。 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于孔子故宅，发现《古文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书，《汉书·艺文志》: 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经凡数十篇，皆古文字也。 大量古文典籍的出现，为古文经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遂益见重。 西汉经学之争出现的社会背景 汉武帝服膺儒家学说，建元二年亲政后重用儒生，以儒术逐渐取代黄老，作为统治思想。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建元六年以后，更是大举重用儒生，以“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使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公孙弘亦同太常孔臧等人上疏：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 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巨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汉书·儒林列传》） 诏可，然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这使得西汉政权文化和政府的用人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亦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嚆矢。 之后，官员、士大夫便主要来源儒家，而来源于儒家士大夫们对于西汉的政治影响亦日趋加深，儒家对于西汉的政权、法典，以及制度等方面逐渐取得了最高的解释权。例如，昭帝元凤三年，癸卯，正月，眭孟言事伏诛，事如下： 元凤三年正月，泰山……大石自立，……又上林苑……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孟推春秋之意，以为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夫为天子者。……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眭孟传》） 又，宣帝神爵二年，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自刎北阙下。原因即是，宽饶奏封事，言：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书·盖宽饶传》） 二人虽伏诛，但言及的都是汉家根本，依家法言国事，以所学定国运，表明了儒家思想成为了西汉王朝整体制度的指导、诠释。 西汉思想形态的凝聚化、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对于汉帝国的统一、稳定，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但是此种一元化体系的形成，势必会造成整个思想体系的僵化，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因此，统治者在权衡其利弊之后，必然期望有一些新的思想对一元化的思想体系进行冲击，为僵化的制度体系注入新鲜的血液。首先带动多元化冲击的，便是汉宣帝。宣帝对于国家的治国方略，采用的是“刑名绳下”之法。在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诛，太子曾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汉家自有制度，奈何纯用周政？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 除了刑名之法外，亦在儒家内部对